張貴峰（湖北職員）

　　1月12日，東莞男子蔣某軍被一輛麵包車撞傷，不省人事，肇事司機逃逸。鳳崗公安分局局長羅建軍路過事發現場，指揮同行民警救人並處置事故。傷者妻子張某蘭趕到現場後指責羅建軍是肇事者。在羅建軍親自督辦下，警方16小時抓獲肇事者，張某蘭對誤會感到十分懊悔。

　　傷者及時獲救、真兇迅速抓獲、誤會渙然冰釋、捐款踴躍匯集……就結局而言，這無疑讓人覺得十分圓滿。然而，回顧整個事件的發生過程，又不能不説，該事件其實很讓人“捏一把汗”，其最終能獲得如此結局，委實非常僥倖。讓人不禁要問：如果主動救者沒有“公安局長”這一身份，事情將會怎樣發展、又將是怎樣的結局？

　　很明顯，在上述救人事件中，救人者的公安局長身份，事實上起到了某種“力挽狂瀾”的關鍵作用。正是因為擁有該特殊身份，在救人時，羅建軍才有資格和條件“立刻指示指揮中心調度110、120及交警大隊迅速到場救治傷者及展開事故調查”；而且，在隨後的破案過程中，也才可能發生“羅建軍親自督辦，當地交警大隊僅用16小時就確定了肇事車輛並抓獲肇事司機”，並最終徹底消除了傷者親屬的“誤會和懷疑”。

　　反過來看，如果沒有局長身份，該事件完全有可能是另一種模樣。如傷者家屬一到現場便立刻懷疑救人者：“你就是肇事司機，不然哪有那麼好心救治傷者？”而從事後肇事真兇“無力賠償”、傷者“貧困家庭”的背景來看，即便家屬不懷疑救人者的好心，一旦真兇不能及時抓獲，反遭索賠的可能性也不容低估。

　　一個公安局長的身份，便讓所有風險均迎刃而解，既化解了救人者反遭誣陷的風險，也化解了傷者無法追賠、背負鉅額醫療費的風險。這樣的身份威力，當然讓人嘆服，這樣的行為，更令人禮讚。

　　但在嘆服、禮讚之餘，面對這樣的“救人風險”化解路徑，我們顯然有不能寄予常態的依賴和期待豈是每個交通肇事都能如此幸運地巧遇局長，甚至會進而産生某種沮喪感：難道在今天“救人”只能是一件非局長而不能勝任、不可為之事？不然便無法做到在救人的同時也充分地確保“全身而退”？

　　就此而言，這起大團圓式的局長救人事件，其實並算不上真正的“皆大歡喜”。具體事件的喜劇性結局背後，事實上掩飾著許多相當悲劇性的現實：一方面，對普通人來説，行善、救人風險依然很大；另一方面，目前有效化解這種“救人風險”的相應制度安排，仍然還不十分給力。明乎此，相關努力就當持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