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安南提出的政治解決敘利亞危機“路線圖”，4月10日是敘利亞政府軍與反對派武裝實行停火的期限。而這一要求能否如期實現，直接關係到已持續一年多的敘利亞危機能否迎來“拐點”。從目前形勢看，有好消息，也有壞消息。好消息是敘利亞衝突雙方都表示“願意與安南合作”，願意在10日當天實施停火。壞消息是雙方的承諾都帶有附加條件。雙方立場不斷反復，使不少人擔心敘利亞停火計劃半路夭折。

　　事實上，雙方按期實現停火不是問題，問題在於僅有停火是不夠的。回顧一年多來的敘利亞局勢，之所以始終“樹欲靜而風不止”，很大程度是外部勢力推波助瀾。西方國家和部分海灣國家一心要借這次敘利亞政局動蕩將巴沙爾趕下臺，只是敘利亞反對派太不成氣候，至今在政治上仍四分五裂，軍事實力更是不足以同政府軍抗衡。在此背景下，實現停火反而可以為反對派贏得發展壯大的時間。當年在1948年第一次中東戰爭和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中，開始處於劣勢的以色列，就是憑藉外部調停和暫時停火，才贏得喘息和壯大的機會，最後反敗為勝的。

　　從這一意義上説，在敘利亞問題上，真正令人擔憂的不是雙方是否會按期停火，而是安南好心好意的停火計劃，被反巴沙爾勢力利用。雙方一旦錯過這次和解機會，敘利亞無論是長期動蕩還是政權更替，敘利亞人民都將面臨“不能承受之重”。

　　在這方面，當前中東的政治轉型已提供了足夠多的反面例證。武力推翻現政權的“利比亞模式”，使該國在“後卡扎菲時代”呈現群雄割據、分崩離析的徵兆；領導人和平交權的“也門模式”一度被人稱道，但目前該國薩利赫支持者與反對者因權力重新洗牌而激戰正酣；民眾將當權者趕下臺的“埃及模式”似乎更符合自由主義者口味，但埃及民主轉型仍未能擺脫“威權—世俗，民主—伊斯蘭”的宿命，伊斯蘭勢力日趨坐大，引發埃及世俗力量恐慌，不排除該國出現類似1991年阿爾及利亞那樣的兩種力量武裝對決的可能。

　　敘利亞是少數教派掌權，一旦出現政權顛覆，其産生的麻煩只會比上述國家更多更嚴重。這些前車之鑒和可怕前景，促使敘利亞有必要走自己的政治轉型之路，嘗試在不變更現行政權前提下自上而下地實現漸進變革。一味推倒重來，只會增加該國政治轉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成本。

　　在這方面，安南提出的六點建議務實可行，是政治解決敘利亞局勢的唯一正確道路。儘管有關各方此前圍繞敘利亞問題針鋒相對，但這次對安南斡旋卻一致贊同，聯合國還專門發表主席聲明支持安南斡旋。但需要指出的是，正像“人不可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一樣，安南外交斡旋為敘利亞打開的“機會之窗”稍縱即逝，既來之不易，以後也不可能再有。敘利亞衝突雙方只有清醒認識形勢，最大限度拿出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氣，才可能使敘利亞危機實現“軟著陸”。

　　當然，敘利亞局勢複雜，真正解決問題絕非朝夕之功。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履行安南的全面停火計劃是政治解決敘利亞問題的開始和前提。如果放任機會白白錯過，或僅僅將這種停火當成緩兵之計，未來等待敘利亞的必將是“雙輸”前景。

　　(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研究員 田文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