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則《圍觀：山西長治幹部公示“神童”聚集》的網帖昨日在各大論壇和微博上瘋狂傳播，網友普遍對公示名單中“2人14歲參加工作，1人16歲參加工作，5人17歲參加工作”表示強烈質疑，紛紛“坐等長治官方解釋”。

　　“神童”聚集長治政壇，敏感的話題遇上較真的網民，輿情升級、擴大、蔓延再所難免。

　　但從官方權威的回應看，所謂“神童”是歷史和學制的産物，網絡圍觀的焦點是“80後”14歲參加工作的王瑞和16歲參加工作李艷珺，而王瑞初中畢業考上一所中專類軍校，李艷珺高中畢業後被招工參加工作，而後又通過考試進入公務隊伍。按當時的政策而言，兩參加工作都合情合理合法，屬時代的産物。

　　官方回應所描述的情況，應該真實可信，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輿論的怒火。

　　由此，筆者不僅要問，是誰製造了這個“重磅”輿情，是網民嗎?顯然不是，官方不準使用“童工”的法律早在上世紀就頒布，網民圍觀質疑是在行使自己監督政府的權利。是輿情主體“神童”們嗎?當然不是，在這個輿情中他們是最大的“受害者”，自己合理合法參加，如今卻因真實的“年齡原因”，被圍觀、被圍剿，莫大的冤屈無處申訴。

　　其實，引發“神童”輿情的真正推手是幹部公示制度的“積癖”。從長治的公示看，所反映的內容不過是何姓、何名、何方人氏、何年出生、何學歷、何職級等“自然情況”而已，對幹部履歷沒有作詳細介紹，造成“信息不對稱”，引發地震般的輿情。而這個公示最大的缺失在於，沒有考慮到“童工”簡歷公示將産生輿情“震蕩”，沒有對可能引發輿情的信息作詳細注解，從而製造出本不該發生的輿情，為工作帶來巨大的被動，給黨委政府的形象造成較大損傷。

　　對幹部任前公示制度功能不容質疑，但在從推行的實踐看，還有許多地方和環節需要改進完善。比如“尋人啟示”般的公示內容沿用了多年，不能反映幹部的能力和潛質;比如，公示時間“短促”，不少群眾還沒看到公示，就迅速“過期無效”了;又如，公示的渠道單一，通常只採用黨報、電臺、電視臺發佈，一些真了解公示對象情況人群，由於獲取信息的渠道不對等，而無法及時收到信息;再如，公眾對公示反映後的信息反饋舉措缺失，讓群眾産生“走過場、受糊弄”的想法，群眾參與積極不高。

　　長治“神童”輿情，因公示“烏龍”而火爆串燒，也許並非壞事，“亡羊補牢為時不晚”，長治“神童”輿情或可成為幹部公示制度改革的“拐點”，這才是本事件最大的看點和最佳的處理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