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之內，兩次抽檢，結果大相徑庭，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站在了風頭浪尖。

　　2月29日和3月5日，藥監局先後向地方監管部門下發內部通知，通報檢出鉛、砷超標的13家“不合格”螺旋藻生産企業和內容物欺詐的8家魚油生産企業名單，3月30日，該局對外公佈的“最新”抽檢結果卻顯示，原先公佈的13家僅剩下1家産品不合格，8家內容物欺詐的魚油産品變為3個為假冒産品、其餘産品檢查結果未予公佈。

　　媒體報道稱，曾有涉事企業赴京“公關”，以致結果變更。藥監局有關負責人雖從專業技術角度作了回應，然而疑點頗多。調查還在進行，真相有待進一步確認，但無論如何，一家中央政府部門正遭遇一場十分嚴重的信任危機。

　　企業“公關”已經不是新鮮事物。企業可以找公關公司花錢刪帖，屏蔽對自己不利的信息，在權力得不到有效制約、容易上下其手的情況下，企業同樣可以花錢向權力部門購買“合格證”。在利益勾連上，和企業站在一起的可能是公關公司、社會組織，也可能是政府。

　　如果説地方政府部門被企業“公關”，範圍還只限于一地，中央政府部門之間的利益博弈，凸顯的還只是系統內部的利益分配問題，哪怕是“跑部錢進”中的“公關”現象，也還只是讓人看到政策、資源存在特殊的獲取方式，那麼企業能夠直接“公關”國家藥監局，傳遞的意思難道不是最頂端的監管主體、職能部門都可以被資本收買？

　　中國的權力結構，決定了國人對權力的信任程度依層級遞減的現實，越往上層，越成為公信力的代表，越凝聚著公眾對政府、對國家的信心。下面再壞，人們還是相信上面是好的，作為中央政府部門的藥監局如果輕易被“公關”擊破，對國家公信力的影響可想而知。

　　法治已成為治國的一條基本規則。一個企業的“公關”手段能夠升級到擊潰權力部門高端，這不是什麼權利，也不是依法辦事；政府部門不依法行政，超出法律劃出的邊界，就是對法治環境的破壞。市場經濟中，政府應當做的事情，是維護經濟秩序和提供公共服務，違背基本職責，總是“突破”和“超越”，更是政府形象的自我拉低，中央政府部門對應國家，對應上層，它的不良行為所起到的“示範”，引起的“震蕩”，産生的“影響”，是地方政府部門不能比的。

　　政府是社會公平的引導者和示範者，如果政府本身讓公眾産生製造不公平的聯想，通過艱難改革獲得的法治環境、市場環境難以為繼。因此，人們越來越看到，權力自我革命就是攻堅，正如溫家寶總理關於改革的那些説法。

　　目前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是，無論一個企業的發展、一個行業的發展，還是一個地方的發展，人們已經很少從公平層面予以理解，企業或地方的自身努力也往往被忽略，與權力的親疏關係反而被視為最重要的因素。這種現象，很難視為正常。

　　原局長鄭筱萸被判死刑，原副局長張敬禮被批捕，藥監局如何增進公眾信任，當有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