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在相關部門的重視下，為註冊輾轉了一年的茗莎公司（化名）終於通過了企業材料審核關，並於兩天之內圓滿完成了東莞分公司的登記落戶。可是，這一事件所留下的疑問和爭議卻不得不引人思考。

　　曾幾何時，“東莞速度”聞名遐邇，並一舉創下了東莞30年的經濟發展神話。人們不會不記得，早在1978年，東莞便在全國首創了來料加工裝配辦公室，而其開風氣之先推出的“一條龍服務”，就像是給東莞經濟裝上的加速器。正是從那時起，東莞開啟了經濟跨越式發展的大時代序幕。

　　20世紀90年代中葉，面對新一輪國際産業結構調整的機遇，東莞政府再次率先垂范主動優化政務服務。在此期間，為服務企業相繼開通了“一站式”服務和綠色通道等機制與平臺。東莞經濟發展也因此迎來了第二個分水嶺，並最終完成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戰略部署。

　　更進一步，在剛剛過去的金融危機期間，為幫扶企業渡過難關並引領全市産業轉型升級，東莞政府繼續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其中，東莞市臺協建立的“馬上辦中心”，在助推臺企轉型上的成功實踐還獲得了國家層面的認可。

　　由此可見，在銳意改革的實踐中，“東莞速度”的體制構成其實一直在豐富和完善著。主要表現在，其內涵更豐富，實現的平臺和渠道也更多元。因此，按理來説，其助力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也應該更明顯。然而，在實際運轉中卻並非如此，甚至出現了名不副實的尷尬。“東莞速度”究竟怎麼了？

　　回到該事件本身，病灶其實不難發現。在不斷豐富的體制內涵面前，各部門間相互“踢皮球”的頑疾依然存在。而正是不負責的推諉和狹隘的部門利益意識，降低了機制的運轉效率，並一步步造成了體制的自我束縛。因此，筆者認為，化解“東莞速度”的當下困境，並非繼續單方面的從體制創新上想辦法。更為緊迫的是，應該在機制理順上下工夫。具體來説，就是要通過對部門審批權的調整，衝破部門的單位利益意識，激活現有體制的運轉活力。

　　其實，早在幾年前，東莞就開始了政務服務的電子化嘗試，並試圖將各級部門的一些項目審批由“串聯”改“並聯”，並嘗試通過權力轉移和下放等方式，大舉簡化審批程序等等。可是由於沒有做到審批權與單位利益的基本脫鉤，無法突破審批體制的利益化門檻，最終也就沒能真正化解“東莞速度”的機制性束縛。從目前來看，以電子政務服務為突破口的網格化審批制試點，或許是個比較好的改革契機。

　　劉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