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節雖然已經像其他節日一樣，成了一個休閒旅遊的假期，但畢竟還是涉及到一些關於死人的事。而這些有關祭奠或悼念的活動，總是比不上送走一個新亡人的悲痛和悽慘。就在距這個“清明節”只有兩天的4月1日，一個24歲的“患癌女孩”賀瑾孤獨地離開了人世。

　　説“孤獨地離開了人世”原本是有悖常理的，黃泉路上很少有結伴而行。但賀瑾這個“患癌女孩”，她的“孤獨”是因為“截至目前，其家人仍未出現，賀瑾遺體依然停放在醫院太平間”。

　　據安康市中心醫院急症科張護士介紹，賀瑾是3月1日晚上8時被媽媽和男友送來的，患的是乙型肝炎、肝硬化合併的肝癌晚期，“屬於絕症，最多只能拖兩個月”。聽到是絕症後，家人臉色頓時變了，陪同來的男友留下1000元錢，從此失去聯絡。媽媽開始還斷斷續續過來看看，給她送飯，後來就失去了蹤影。

　　4月1日下午5時56分，處於重度昏迷狀態的賀瑾孤獨地離開了人世，沒有留下任何遺言。從當日下午4時45分到5時，短短15分鐘時間內，醫院數次分別撥打賀瑾父親賀某、母親張某的電話，或者無法接通，或者乾脆不接。（4月04日《光明網》）

　　這就是賀瑾“孤獨地離開了人世”的注解。如果站在人之常情的道德底線上，人們有足夠的理由譴責賀瑾父母及親人們的冷漠。但是，當人們還沒有完全了解賀瑾的家庭現狀時，還是多一點對其中的無奈的體諒。設想這個不幸的家庭面對一種絕症，必然會産生絕望，而絕症和絕望都是分別屬於無法醫治的生理和心理疾患。

　　也許要解開賀瑾父母及親人們絕望的來由，要比解開癌症這種絕症的病理容易得多，但同樣在無“藥”可治的情況下，人們還是應該接受這種“安樂死”。賀瑾父母及親人們的逃避，何嘗不是一種親情上的“安樂死”？

　　從賀瑾留下的微博中，不難看出這個家庭曾經為此的付出。賀瑾在微博中寫道：“我真的該去死掉，還讓58歲的爸爸操心，到處去借錢為我治病，看著他蒼老的背影，我實在無法再有活下去的勇氣了……不讓媽媽再為了我的病操心了，都是我不好，媽媽對不起……”顯然，賀瑾的家人是在經過一番努力後，在絕望中退卻和逃避了。人們也許可以質疑她的家人為何不陪她走完最後的人生之路，但不可忽略的是，這段毫無希望的人生之路，將需要多少真金白銀來鋪墊？他們的無奈和醫生對癌症的無奈一樣，都不是可以用願望來補救的。

　　要説賀瑾的不幸，就如一個重病患者遇到了一個資質太低的醫院一樣，她身處一個太不堅實的家庭。賀瑾在微博中説，她家庭很複雜，爸爸媽媽離婚二十年了，“我是判給爸爸的，但是他把我送去農村姑姑家一直管我，我都二十四了，連戶口都沒有，更別説醫保什麼的，現在媽媽一個人養著弟弟不容易，房子都是租住的，連二叔都不管我，爸爸又聯絡不到，我該怎麼辦？”這就應驗了“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而不幸的家庭卻各有各的不幸”。

　　儘管這種遺棄親人的做法是極不道德的，但倘若賀瑾的家人不顧一切，不計後果為賀瑾而傾家蕩産或背上沉重的債務，罹患絕症的賀瑾還是要走的，剩下的活人怎麼繼續活下去？這個令人絕望的難題，一點也不亞於癌症這個絕症。不管人們從制度上找原因還是社會援助上找希望，但機會不是保障，絕望在所難免。因此，此時此刻，別太苛責“患癌女孩”親人們的冷漠。

　　作者：知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