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堂吉偉德

　　3月23日，哈爾濱醫科大學一名未成年患者持刀砍死一名27歲實習醫生。隨後，在某網站一個6161人參與的調查裏，4018人對此表示高興。專家稱，醫患矛盾有政府指導的失誤，有社會誠信的下降等因素。白岩松表示，媒體要反思，在報道當中用吸引人眼球的方式是在鼓勵仇恨。

　　3月23日，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發生惡性傷人案，致4名醫生死傷。這是一起涉醫兇殺案，更是一起社會悲劇。原本，殺人者和被殺者，都處於社會和職位的低層，他們都還有光明前途與美好人生，卻因為某種固化的認識和先天的偏見，而導致了慘案的發生。

　　於此，除了痛惜，更應反思。雖為個案，卻不啻為社會心態的一種直觀反映。一方面，這足以説明在醫患之間存在多大的對立與分歧，當患者以防備的心態步入醫院之後，其內心的焦慮可能被輕易放大，從而導致行為失常；另一方面，超6成人對兇殺案感到“高興”，更足以説明，社會“仇醫”現象的嚴重程度。甚至可以説，正是有了這樣的普遍的社會心態，才導致了醫患之間的矛盾升級，並形成了群體對立。

　　醫生已經被越來越“邪惡化”和“妖魔化”，從而使其強勢的職業面臨著弱勢的社會遭遇。雖然我們承認，醫德的下滑，以至一些醫療糾紛的發生，成了公眾保持警覺的導火索。但解決這個問題，如果僅從醫療本身“就事論事”，並非真正的解題之法。而真正的解決之道，必須從解決社會焦慮，調整群體心態，構建整個社會和諧入手。唯有此，才能換來相互理解、寬容的環境。

　　從“仇官”、“仇富”到“仇醫”， 社會轉型之下社會焦慮導致了群體間的對立，甚至將對個別人的偏見，演化成了群體性的偏見，以至釀成了互傷的悲劇。例如，醫院為了防醫鬧，準備的是鋼叉、警棍和盾牌，而患者人還沒有進醫院，就做好了“大鬧一場”的準備。現實中，被“妖魔化”的除了醫生，還有我們常見的“城管”和“警察”，以至於連一向受人尊重的教師，也成了“血案”中的對象。

　　醫療之患其實是社會之痛。曾經，福建南平、廣東雷州、江蘇泰興，一次又一次的災難降臨到無辜學生的頭上之後，我們總是習慣於將問題歸咎體制下的無奈。但我們恰恰忘了，正是因為我們將自己視為弱者，而任意放大了自我情緒，甚至成為“幕後兇手”，如果面對兇案，我們不是群體狂歡式的“高興”，而是沉心靜氣的反思，又何至於讓社會變得如此浮躁？正如這起“殺醫案”，超6成的人沒有去思考背後的原因，而是將其歸於“醫療糾紛”，甚至作為發泄心中怨氣的出口，這樣的社會心態則太可怕了。

　　如此社會心態下，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受害者。原本，我們本意是維權，卻成了最大的侵權者。全國政協常委、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李君如曾説過，“仇官仇富最後倒楣的是老百姓”。誠如斯言。無論出於什麼目的，基於什麼身份，我們都不應當支持和鼓勵暴力，因為相比于直接行兇者，對暴力的崇拜才是最可怕的社會病。

　　(來源:齊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