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宗明

　　在利益分化的轉型期，在利益磨合中，人們惟有恪守對話理性，共築互諒的交往語境，摒棄對立思維與看客式冷漠，才是給文明“添磚加瓦”。

　　戾氣瀰漫，總以價值失控的方式，衝擊著公共安全的神經，堆積日常生活的風險。在哈爾濱殺醫案中，暴戾氛圍，再度顯現。

　　3月23日，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醫院，一名患者持刀砍死一名27歲的實習醫生，還造成三人受傷。此案曝出後，在騰訊網的一個6161人參與的調查裏，4018人表示高興，佔到65%，表示憤怒、難過和同情的，分別只有879、410和258人次。

　　是非被混淆，“輿情”很錯亂。一起沉重的殺醫案，本是信任內耗的惡例，當引起醫患關係、話語協調、妥協藝術等命題的反思，卻成了某些人的“慶典”；個中彌散的暴力傷害，也被他們解讀為“快意恩仇”，甚至引發“泄眾憤”的歡呼。價值錯位，一至於斯，讓人不寒而慄，並深感痛心。

　　殺醫的極端舉動，被看成是情有可原。只因殺醫案契合了“為民除害”的英雄敘事模式，滿足了他們的看客式快感——在有些人看來，“看病貴（難）”、開假藥、庸醫坑人等亂象叢生，醫生難逃干系，於是醫生被視作“大敵”——他們便感到歡欣，也模糊了是非評判。

　　將殺醫植入“醫患對立”“醫強患弱”的假想情境中，似乎很正義——把弱者想成“正義化身”，具有天然的道德優勢，殺人是無奈選擇。但實質上，這卻是群體偏激化。

　　任何偏激與暴戾，都應該被譴責。

　　暴戾披著“弱者立場”的外衣，與民粹合流，勢必會灼傷公義，加深人際隔膜，抑制善的生長。當暴行被“認可”，道德尺度就難免含糊，我們日常生活的風險也就在堆砌：誰也説不準，我們能否免於屠刀的戕害；自危感的氾濫，會像噩夢一樣纏著你我……

　　暴戾和民粹的交匯，無疑會將社會置於“叢林法則”之中。

　　在利益分化的轉型期，在利益磨合中，人們惟有恪守對話理性，共築互諒的交往語境，摒棄對立思維與看客式冷漠，才是給文明“添磚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