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湖北日報》刊發的23篇“楚論”，我開始思考一個問題，傳媒評論尤其是黨報評論的競爭力究竟應該體現在哪?

　　在新興媒體層出不窮，新的傳播方式不斷涌現，傳播致效、輿論引導的方式面臨變革的形勢下，很多人認為新聞評論的“第一解釋權”是紙媒賴以制勝的核心競爭力。但我認為，在新的傳媒競爭形勢與格局下，新聞評論的競爭力應該體現在闡釋權，而不是“第一解釋權”。

　　因為，用“第一解釋權”並不能夠表現出傳媒評論對社會的干預，對輿論的引領。而《湖北日報》這一組系列“楚論”，對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進行了“闡釋”而不是“解釋”。這是非常有意義的。為什麼這麼説呢?

　　首先，在現在的傳媒競爭形勢下，時效並不具備決定性的因素。特別是對於報紙而言，你再快，能快得過網絡和手機報嗎?跟其他新興媒體競爭“第一解釋權”是不太現實的。而且，對於紙媒評論來説，在重大事件、重大轉折發生時，發言更應慎重，不應為搶發“第一”而解釋錯了。

　　其次，所謂“闡釋權”，包含對事件內涵的闡發。一個新聞事件發生了，黨委政府制定了重要的政策，新聞媒體不應僅僅是解釋一下了事，也不應僅僅是個簡單的傳聲筒;而應有延伸，有思考，有自己的觀點，進行闡釋，使之更貼近人民群眾的需求。這既是更好地進行輿論引導的要求，也是“三貼近”的要求。我們從系列“楚論”中看到的是，《湖北日報》並沒有簡單地把省委工作會議精神照搬到報紙上，一報了事，而是進行了闡發，進行了延伸，由宏觀到微觀、由全局到局部，進行了分層次的深入闡發。

　　再次，“闡釋權”體現的是傳媒的主觀能動性，“第一解釋權”體現的則是被動性。在重大的歷史時刻，傳媒應該是社會進步的推動者、是社會發展的參與者、是社會力量的整合者。這“三者”體現的就是傳媒在社會發展中的主動性。當然，傳媒要扮演好這“三者”的角色，必須建立在傳媒有公信力的基礎上。一個傳媒缺乏公信力，闡釋權是不可能實現的。如果有了公信力，即便深入闡釋在別的媒體第一解釋之後，人民群眾也照樣是聽有公信力媒體的。

　　這些年來，湖北日報傳媒集團為推進整個傳媒界公信力理論與實踐的發展不遺餘力。同時也在自身公信力建設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責任造就公信力”的辦報理念也獲得了大家的認可，這些就是獲得闡釋權競爭優勢的基礎。（本文發表于《光明日報》2011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