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日前宣佈，美國提名的韓裔醫學教授金辰勇將與分別來自尼日利亞和哥倫比亞的兩位候選人一起角逐世行新行長職位。鋻於美國是世界銀行的主要出資國，握有最多投票權，媒體普遍認為，這場角逐只是個程序化的步驟，今年7月將出現聯合國與世界銀行最高領導人都與韓國有關的現象。

　　筆者認為，這場多人爭奪戰表明，美國對這一職位的壟斷在67年後已遭遇公開挑戰，歐美在世界金融領域“世襲制”的做法日益接近終結的“臨界點”，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等新興經濟體要做好金融人才的儲備，推動國際金融版圖真正改變。

　　自1944年以來，美歐就把持了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最高負責人席位，並把這種霸權變成機制化慣性，即便自己實力明顯下降也能繼續掌控國際經濟秩序。這些做法已經受到很多質疑，例如美國經濟學家薩克斯就批評，世行行長職位被美國的華爾街高管和政府高官壟斷；一些人也從專業和背景等因素對金辰勇教授獲推薦提出不同看法。面對發展中國家對美歐坐莊機制的質疑，一向視IMF總裁之位為囊中之物的法國非常緊張，導致拉加德在接掌大位前不得不奔赴新興經濟體國家展開密集的拜票之旅。這種現象，在十年前也是不可能的。

　　不過，僅僅依靠質疑和改革的呼聲，不會對現有國際經濟組織的治理金字塔産生根本性動搖。眾所週知，在主觀上，作為現存國際經濟秩序的受益者，西方主要經濟體不會輕易讓渡經濟話語權。正如英國《金融時報》所指出的，對富裕國家來説，坦然承認地緣政治意義，和為肆意揮霍付出國內代價一樣痛苦。因此，儘管西方已經默認世界經濟力量正在向東方轉移的事實，並樂意看到中國成為國際經濟體制中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但他們只是想把新興經濟體納入由其主導的國際組織和論壇中，規範制衡新興經濟體，絕不會輕易允許他們挑戰既有國際經濟準則。例如，美國就曾經通過佐利克放出風聲，要將發展中國家在世行的投票權比例進一步增至50%，從而適應正在變化的國際經濟秩序。不過，時至今日，世行與IMF的關鍵職位上依然是歐美人的面孔。

　　而在客觀層面，在國際金融貨幣領域經營多年的歐美國家擁有巨大的人才優勢，他們掌握著國際金融規則的制定，而發展中國家受制於人才因素、機制限制，只能爭取參與規則的制定。這就像在國際學術會議上，做主旨發言的仍是歐美人，發展中國家整體的席位雖然多了，但只是高級聽眾。具體而言，中國在介入國際金融機構治理方面的現實能力大大落後於美歐和日本，甚至比不上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體乃至泰國等東南亞國家。換句話説，假如西方國家在各種因素作用下，願意賦予中國參與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更大的行為空間，則屆時中國是否能夠派出足夠多的類似佐利克這樣的高手來呢？

　　因此，未來一段時期，中國既要培養和造就一批能夠領軍金融強國建設和積極參與並爭取主導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專業人士，還要積極創造條件，爭取讓更多的林毅夫、朱民進入到主要國際金融機構中任職，不僅能在國際金融平臺做主旨發言，更要有人參與制定金融規則。讓這些專業人士在與國際同行進行對話時，代表發展中國家提出關於新的國際金融體系的機制設計範式，改變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與金融格局中的邊緣化地位。（作者章玉貴 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