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視點

　　最高檢、公安部決定於3月至10月對2011年全國檢察機關受理的公安機關提請逮捕、移送審查起訴案件中涉及“另案處理”(含“在逃”)的案件進行專項檢查。大凡集中一定時段進行的專項執法活動，多對應著現實中某類的執法亂象。“另案處理”也不例外，它的亂象就是“另案不理”。

　　“另案處理”為公眾所熟知，可以追溯到原公安部部長助理鄭少東案。該案中的重要角色、廣東地下錢莊洗錢案主犯連卓釗，正是通過“另案處理”暗度陳倉，順利躲過了指控而潛逃香港。那之後，“另案處理”多次成為輿論熱點。

　　要真正實現“另案處理”，嫌犯歸案是必要前提。而嫌犯的到案往往需要偵查人員不離不棄地追捕。如果嫌犯被“另案處理”了，偵查人員卻不對在逃的嫌犯採取有效的措施，導致嫌犯長期逍遙法外，這種“另案處理”實際上就是“另案不理”。

　　“另案處理”並不必然與腐敗聯絡在一起，它也有其合理性。比如共同犯罪中，有嫌犯仍在逃，而同案的嫌疑人刑事羈押期限面臨屆滿，如不先就已到案的嫌疑人起訴和審判，就會造成超期羈押。又如，在共同犯罪中，有的犯罪嫌疑人還同時涉嫌其他更為嚴重的罪案，適用“另案處理”更為合適。還有的“另案處理”則是因為有嫌犯需要另行偵查取證或需要依法移送管轄。這些“另案處理”如用之得當，既能提高訴訟效率，又可防止超期羈押。正因為利弊皆存，對這一制度，也不能因為它産生了一些問題就簡單地加以否定。

　　此番最高檢與公安部啟動對“另案處理”的專項檢查，一方面凸顯“另案不理”的亂象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最高檢和公安部確有解決“另案不理”的決心。從公佈的檢查內容來看，應當説，這些內容都點中了“另案不理”的要害。但如何能達到檢查的目的，還得有更為具體的制度安排。

　　比如在“另案處理”的合法性和適當性檢查上，就得先從立法層面為“另案處理”的適用條件和適用範圍建規立制。至於監督的“到位”，也不能僅限于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的到位，還需要社會監督的到位。公眾對“另案處理”最為質疑的，正是司法信息的不公開。有了“另案公開”，公眾監督、媒體監督、輿論監督才能照進“另案不理”這個黑洞。借力外部監督，是遏制司法腐敗的有效經驗，也理當為此次“另案處理”專項檢查所重視。

　　□王琳（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