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軼水

　　開春，田間地頭經常見到這樣的畫面：婦女、老人在揮汗勞作，兒童在旁邊玩耍，或者時不時地幫點忙。這種畫面反映出的是中國農村的現實，青壯年勞力集體離開農村，奔向城市，過著打工生活。在田間地頭，農業生産只好由婦女、兒童、老人組成“雜牌軍”來承擔，80後、90後新生代農民普遍缺乏從事農業生産的意願與技能。

　　“無人種地”的現象已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以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聯誼會理事會會長師昌緒為代表的15位兩院院士聯名向中央決策層提交的關於解決“三農”問題的三點建議，尤為令人矚目。院士們指出，若不從戰略上研究並解決新生代農民棄農的問題，人口大國將面臨無人願種地的境地。

　　兩院院士憂“人口大國無人種地”，是對我國經濟戰略安全，尤其是對糧食戰略安全的高層思考。這種“無人種地”的背後，關鍵原因恐怕還在於“小農經濟”的生産方式，無法實現財富的集聚。

　　“三農”問題，至今仍然是制約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瓶頸。而破解“三農”問題之所以難以取得突破性進展，原因更多在於傳統的耕作技術和過分分散的經營規模。目前中國的農業，基本上仍是數千年來的“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由於“規模小”而“分散經營”，雖然國家投入大量惠農資金，分配到每家每戶，也難以擺脫“撒胡椒面”的模式。

　　其實，説起農業的規模化經營，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巢湖市槐林鎮就曾作過有益的探索。當初，這個鎮曾採取市場化的動作，鼓勵一些外出務工經商的農民將承包地租借給“種養大戶”從事大農業的“規模化經營”。這一探索曾得到安徽省委、省政府和國家農業部的肯定。然而，20多年過去了，集約化經營，依舊是進入現代農業時必須跨越的門檻。

　　固然，農業的規模化經營有一個“歷史過程”，但這個“過程”不宜拖得太久。而“規模化經營”的加速，關鍵是“看不見的手”應加強市場的引導。具體説來，對待外出務工經商的農民工，各地政府應該在“農民變市民”方面多下點硬功夫，特別是醫療、養老、住房和子女上學等方面，不再將其當成“二等公民”，並使之再無“後顧之憂”，讓他們自覺自願地放棄農村的承包田；再者，對於現在仍留在農村種地的農民，國家應出臺補貼政策，鼓勵他們中的一些人將承包地租借給種養大戶。這中間，國家的“惠農補貼”也應該相應“調結構”，真正做到誰種地，誰得補貼。

　　其實，破解“無人種地”之憂，道理並不複雜。只要能實現規模化經營，輔之以“政府補貼”，實現從“土裏刨食”到“土裏淘金”的轉變，讓農業具備真正的財富集聚效應，就不愁“沒人種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