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夏，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三人團”，負責籌劃紅軍戰略轉移的有關事宜。

　　突圍方針確定後，8、9月間，中共中央在宣傳、組織上做了一系列的準備工作。8月18日，中央紅軍機關刊物《紅星》發表周恩來撰寫的社論，提出：“我們更要在遠殖的行動中增加我們的兵力，採取更積極的行動，求得在運動戰中消滅更多的白軍，我們要堅決挺進到敵人的後方去，利用敵人的空虛，大大的開展遊擊運動……創造新的蘇區，創造新的紅軍，更多的吸引敵人的部隊調回後方，求得整個的戰略部署的變動。我們要反對對敵人後方的恐慌觀念……要在抗日先遣隊勝利的開展之形勢下，時刻準備著全部出動去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戰！”

　　在中央紅軍加緊突圍準備之時，國民黨“圍剿”軍主力尚在休整。

　　此時，國民黨軍久攻之下，師勞兵疲，且因長宿野外，患病者甚多；另外，蔣介石本人對戰局估計十分樂觀，9月6日，蔣在日記中預定計劃：“一、進剿至石城寧都與長汀之線，當可告一段落，以後即用少數部隊迫近，與飛機轟炸當可了事。二、用政治方法招降收編，無妨乎。”

　　正是在這種情緒影響下，國民黨軍在9月底才開始新一輪進攻，應該説，長征出發前，中共中央為長征進行的物質、輿論、組織等各方面的準備是較為充分的。在武器彈藥、糧款籌集、兵員發展上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有關長征初期的回憶文章寫道：“我們的帽子、衣服、布草鞋、綁帶、皮帶，從頭到腳，都是嶄新的新東西。”

　　耿飚回憶，出發前，“種種跡象表明，紅軍要有大的行動。師部不斷通知我們去領棉衣，領銀元，領彈藥，住院的輕傷員都提前歸隊，而重傷員和病號，則被安排到群眾家裏。地圖也換了新的，我一看，不是往常的作戰區域，這説明，部隊要向新的地域開進”。

　　1939年，當李德在共産國際遭到批評並接受了大部分指責時，仍然特別就長征問題作出辯解，強調：“在技術方面，我認為，遠征的準備工作是好的，突破四道防線的計劃也一樣，比較容易的克服這些防線就證明了這一點。”

　　一些論者及回憶錄提到紅軍開始長征時，沒有對進軍方向及進軍計劃作出交代，對這些質疑，董必武當年的回答應有借鑒意義：主力轉移自然是由西向北前進，這是毫無疑問的。至於轉移到什麼地方，經過什麼路線，走多少時候等問題，係軍事上的秘密，不應猜測，而且有些問題要臨時才能決定。

　　對於一場軍事行動而言，必要的保密應該屬於常識，將近一個月的準備動員事實上也是當時可能有的時間極限。（二十八）

　　歷史：《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

　　作者：黃道炫

　　定價：49元

　　出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