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我在加州讀初中時，社會課的老師組織了一次春遊，目的地是離學校不遠的公共墓地。這是個很普通的社區陵園，裏面沒有名人也沒有古董級棺槨。那天加州的天氣一如既往的好，陽光、草坪、綠樹，如果不是老師時常提醒我們要“注意腳下”繞行墓碑的話，和普通的春遊沒什麼區別。當時我們每個人發了一張白紙和一支鉛筆。老師讓我們尋找一個自己覺得有意思的碑文拓下來。回到學校，老師引導我們從一般短短幾十個字的碑文推斷出當地歷史的一些側面，社會的演變。那次春遊給這些十二三歲的孩子最大的啟發是，除了做鬼故事和好萊塢大片的背景，墓地其實是一個肅美的凝結時間、歷史與文化的地方。

　　若干年後，在歐洲求學工作，我發現對於我的很多同事來説逛知名墓地和逛博物館幾乎是一樣風雅的事情。巴黎是一個好例子。大概很多中國人對巴黎作為文化之都的理解是其擁有100多家博物館，但其實最能體現巴黎在近代歐洲文藝知識界獨一無二地位的，是很多享譽世界的學者藝術家都安葬在了這個城市。雖然如今英語已經成了世界學術語言，藝術創新中心也早已東移，但每年仍有很多人來巴黎的墓地“朝聖”。

　　我去蒙帕納斯公墓的那天，進門便是巨大説明圖，上面列舉了100多位長眠於此的著名人士及其墓穴的大概位置。對於做社會學研究的我來説，此行最大的目的自然是社會學奠基人之一艾彌爾涂爾幹的墓。不過為了維持陵園的安詳肅穆，除了門口的標牌，園內再無任何指示，無一名人例外。這一淹沒于分墓區中央的涂爾幹墓就讓我足足找了20分鐘，看到近10年的新墓和一兩百年的老墓錯綜在一起，軍官木匠富豪並排而葬，不由讓人感慨。

　　儘管沒有路標，但世界各地的來訪者留下的鮮花、信件甚至是唇印，還是使一部分名人墓碑相對好找。比如我那天其實是先遠遠看到10幾束不同風格的鮮花和畫像才找到詩人波德萊爾的墓；而狹義相對論的奠基人數學家儒勒昂利彭加勒的碑雖然擠在陵園一角，但集體來訪的學生則在上面擺放下他們當天巴黎的地鐵票。最熱門的當屬薩特和波伏娃的墓。上世紀80年代薩特剛去世的時候，《紐約客》的記者就曾記錄，波伏娃在葬禮當天于墓碑上留下一支玫瑰，其後這石板上就再也沒有斷過學生奉上的鮮花，天氣好的時候，巴黎的學生會來此散步、閱讀。6年後，波伏娃被合葬在這裡，這塊簡單之極的墓碑更成為世界學術和愛情聖地之一。我去的那天，一個裹著白頭巾的女孩坐在墓前托腮凝思，旁邊還有她自己帶來的隨身聽，用很小的聲音嗚嗚耶耶地播放著一支大概只屬於他們的小曲。

　　拜訪名人墓地究竟是抒發一種緬懷還是尋求一種激勵，有時候很難説清楚。從這個角度講，這些公墓的意義已經遠超出了單純的“凝聚群體記憶”。記得有一部關於巴黎另一著名公墓的紀錄片《永遠》（Forever），其中就以普通人的視角剖析公墓的感召力。有一句影評似乎正中要地：在這裡，逝者照亮生者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