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力

　　近日，福州一名出租車司機面對滿身鮮血、傷情嚴重的乘客，為了與時間賽跑搶救生命，飛車急馳，將病人第一時間送達省立醫院急診科。然而，因連闖4個紅燈，嚴重違反交通法規，他面臨著下崗的可能。（3月21日《福州新聞網-福州日報》）

　　要問闖紅燈違不違法，恐怕連小學生都能回答出正確的答案，並講出一大通道理，但如果將闖紅燈與救人聯絡在一起，那“該與不該”就不是一句話就能講清的了。縱觀之前各地發生的類似事件，也是反對者贊成者均有，大家各執一詞，紛爭不下。

　　從法律上來説，我們的交通法律法規執行的是社會公共職能，即通過規範交通秩序，來保障公眾的行走自由與安全，維護社會的公共利益。而闖紅燈會造成極大的交通隱患，很可能給其他人員帶來傷害。但從情理上來説，闖紅燈救人卻屬於好人好事。在人的生命和交通違規之間擇其一，大多數人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前者。在挽救一個鮮活生命的前提下，出租車擔負的責任與警車、120急救車無異。因此總的來説，闖紅燈違法、救人合情，闖紅燈救人合情而不合法。

　　但現實並不是做1+1=2的數學題，規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交通規則制定出來是為了確保公民的交通安全，如果因為害怕破壞了規矩而不惜耽誤病人的身家性命，這樣的邏輯恐怕有些荒唐。生命安全永遠至高無上是法治社會的基本理念，如果一味地強調違法責任，僵硬地執行法律，我們就無法拿它去鼓勵人們去做好事，反而會造成如同彭宇案一樣的惡果。反過來説，如果由於不闖紅燈而導致孩子死在前去就醫的途中，到那時又將由誰來承擔這起事故的責任呢？孩子的家人會傷心不已，也許還會將司機告上法庭，而司機也會飽受社會輿論的批評，一輩子生活在痛苦與自責之中。

　　闖紅燈救人的爭議雖然可以無休無止，但事後的處理卻時不我待，法律的取捨更因為其強大的導向性密切關係到今後的各種社會行為。因此，怎樣處理既可以保證法律的權威，又能使多數人認同是關鍵。闖紅燈畢竟違法了，但是在救助病人的時候沒有造成其他人員傷亡的前提下，不妨去有關部門出示醫院證明或參照“緊急避險”來處理，適當地減輕處罰。交通部門在遇到此類事件的時候也要認真地調查，多一些人性化的管理，效果會更好。

　　其實，救人與闖紅燈是受兩種不同性質的社會規範調整的行為。前者屬於道德規範調整，而後者屬於法律規範調整。法理不外乎人情，法律是最基本的道德底線。面對一個法律事實，我們應該將其同時放在道德和法律的天平上衡量。而在生命面前，一切都只能屈居其下，相信對於這一點，法律也沒有異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