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吸引浙商回歸，在用地指標和稅收上給予優惠是會有一定作用的，但是效力不一定可以持久。

　　據浙江省政府經合辦某官員透露，“浙商回歸”的引進工作已經成為2012年浙江省政府的“頭號工程”。浙江省成立了由省重要高官任負責人的浙商回歸小組，全省成立29個浙商回歸“引進辦”，為推動這項工程，浙江省各級政府除了為回歸企業制定了稅收、土地等方面的優惠政策外，還啟動對11個市，20個省級相關部門以及29個省外浙江商會的目標責任制考核。（據《21世紀經濟報道》）

　　之所以召喚在外的浙商回歸本土，無非是浙江的經濟發展到了一定的瓶頸期，不進則退。浙江在1980年代以後靠小商品、輕工業、出口等途徑在民營經濟領域異軍突起，在市場化方向尤其是在專業市場發育方面，走在了全國的前頭。但是，改革中釋放出來的能量目前已經到達極限。

　　總體上,浙江工業産品的科技含量並非複雜，所以利潤微薄，競爭力無法永久保持。同時，由於中國勞工權利意識的明晰，人工費用必然呈現越來越快的提升要求，浙江民企的又一核心競爭力已經不在。同時，由於浙江經濟主要依靠民企，而目前信貸政策在民企上的待遇遠低於央企和國企，使得民企資金異常緊張，高利貸盛行，民間借貸成為必然。但是政策上對於民間借貸的界限把握不夠明晰，民營企業家在民間借貸上風險很大。這些都造成浙江的資金外出比較嚴重。

　　從浙江資金的歷史和現狀來看，其主要困境一是投資于實業後的融資難問題，二是産業的出路問題。對於中小企業，尤其是民營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浙商如果能夠在待遇上達到與央企、國有企業一樣的待遇，浙江資金的“熱錢”屬性將會大大降低，投資于實業的比例會更高，産業空心化問題可能會好轉。

　　但是對於浙商資金回歸本土後的産業選擇，則是一個更大的難題。目前中國和全球，産能基本上都是過剩的，出口不再可以依靠，更無長期擴展的市場空間，同時一味地搞出口的弊端也越來越嚴重。所以，浙商回歸，需要選擇在內需上大有可為的産業深根細植，擴大內需市場，方可為立足本土的、大有可為的長久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