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建國

　　3月19日召開的第13次全國民政會議明確提出,政府的事務性管理工作、適合通過市場和社會提供的公共服務,可以適當的方式交給社會組織、仲介機構、社區等基層組織承擔。這一新提法,引起了輿論的普遍關注。(3月20日《新京報》)

　　一直以來,政府在公共服務中扮演著“主角”,對提高公共資源配置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與此同時,也産生了諸如一些學者所説的“政府服務欠缺”現象,即一些公共服務缺位,還有一些公共服務“價高質次”。適當下放“政府的事務性管理工作、適合通過市場和社會提供的公共服務”,益於優化資源配置,有利於把更多的力量集中到最需要提升的公共服務上來,這是一個好的方向,也對社會管理、公共服務提出了更高要求。

　　當然,公共服務“下放”只能是“部分下放”,不可能是“全部下放”；同時,“下放”只是手段,提高公共服務水平才是目的。公共服務下放之後怎麼辦,我們更應該在哪些方面著力,在哪些方面尋求突破?這是一個值得重視和研究的新課題。

　　部分公共服務下放,絕不意味著政府從此就可以做“甩手掌櫃”了,就不需要加大民生投入了。相反,更好地履行政府職能,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務,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投入更多的財力。即使政府決定要下放的公共服務,也不能置之不理,任由市場自發解決,政府仍然需要發揮必要的監督、監管作用。在公共服務領域,既可能存在“政府失靈”,也可能存在“市場失靈”。如果公共服務任由市場調節,難免會導致公共利益被資本綁架的情況發生。

　　近年來,不少地方在教育和醫療領域進行了改革,帶來了一些新氣象,但也出現一些新問題。比如説,醫療中的公共衛生、教育中的學費這一塊,都相繼出現了一些問題。鋻於這一情況,很多地方又開始走“回頭路”。市場不是萬能的,特別是在公共服務上,由於市場具有逐利傾向,很可能導致公眾利益受損。只有加強對市場的監管,才能使公共服務規範運行。

　　會議強調,“構建政府管理與社會自治相結合、政府主導與社會參與相結合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體制”。一些事務性管理工作和公共服務下放後,如何確保社會組織、仲介機構的獨立性,如何阻斷社會組織、仲介機構與權力的“近親繁殖”,這同樣是一個全新的問題,同樣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在公共資源提供中,既存在“政府失靈”又存在“市場失靈”,還會存在“志願者組織失靈”。高水平的公共服務應該是政府、市場、民間組織“三位一體”,下放公共服,必須突破“甩手門”、“監管門”、“利益門”等“三重門”,“最大限度地調動各方面積極性,激發社會活力”。這樣,公共服務下放才會發揮出應有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