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漢良，採訪生涯三十多年，目前在港、臺和紐約報章撰寫專欄。

　　環宇萬象

　　美國公共電臺頗受歡迎的節目《這種美國生活》的主持人格拉斯上周尷尬地宣佈，該臺今年一月根據一齣獨角劇《史提夫喬布斯的痛苦與歡愉》的內容所播出的節目，由於節目針對富士康工人的描述，多處存有嚴重失實和捏造成分，“我們在此收回之前的廣播，因為我們不能證明內容的真實性，節目只是節錄自邁克戴西的獨角劇的內容……戴西向我和節目監製都講了大話……我們錯了”。

　　戴西宣稱他去年私下曾經到訪深圳和蘇州的富士康廠房，並且採訪了多個員工，之後就編寫了一齣名為《史提夫喬布斯的痛苦與歡愉》的獨角劇，一直在紐約公共劇場上演，深受各界重視，亦為戴西帶來名利雙收。

　　上述這樁新聞，告訴我們兩個信息。第一，美國的傳媒一般很負責任，勇於認錯；第二，美國傳媒經常喜歡站在道德高地來瞰視世上一切事物，特別是涉及美國本身。如果富士康工廠不生産iPhone或iPad，而是一家生産劣質襪子輸出南亞國家的山寨工廠，我敢擔保，戴西也許不會千里迢迢跑到深圳和蘇州私訪富士康，美國也沒有人會對他的獨角劇産生興趣，更遑論將故事添鹽加醋了。

　　美國人對富士康的工作條件和環境産生興趣和同情，是因為他們都有罪惡感，他們隱約都好像要為他們認為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富士康員工負上道德上責任。他們一邊肆情享受蘋果産品為他們生活所帶來的方便和樂趣，但另一方面又因為難以補償富士康員工所受到的“剝削”而感到歉疚。但他們又有多少人知道這些員工在踏進富士康之前，又是在做些什麼呢？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早就在1997年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低收入的低下工作，總比沒工作要好。克魯格曼知道他這種觀點一定受到其他美國人調侃，但克魯格曼希望美國大眾了解，他們所界定的道德標準，在這個全球一體化的年代，已經是過於簡單和膚淺。

　　在美國德州的奧斯丁，最近亦發生一宗傳媒道德審判事件。當地正在舉行一個類似嘉年華式的電影和音樂節，贊助商以日薪不少於50美元雇用了13個無家可歸者當作“人肉4G寬頻發射站”，他們穿上大會標誌的衣服，並背起一個寬頻發射站，在人叢中出沒，方便手機用戶打電話和收發資訊，群眾又可以捐錢給人肉發射站，一舉數得。

　　豈料，幾乎所有的傳媒都大肆批評贊助商剝削無家可歸者，以可恥的工資勞役他們從事毫無尊嚴的工作。加拿大一份雜誌形容事件是“可恥的市場營銷伎倆”。

　　這就是美國等西方傳媒的道德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