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説甘於平庸對於常人來説無可厚非的話，那麼對那些承擔著重要社會責任的領導幹部而言，不作為、慢作為、庸碌無為的懶政之舉至少是瀆職。

　　懶政雖不像貪污腐敗、違法違規那樣引人注目，往往為害於無形，卻是潛藏于體制深處的“消極因素”。不作為，看似太平無事，實則耽誤了改革創新的機會；慢作為，好像無傷大雅，實際上往往激化了社會矛盾。

　　前段時間，湖南新邵一民營企業打出“熱烈祝賀新邵縣成功納入國家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的宣傳標語，而該縣政府網站也發文將“獲貧”稱為“喜訊”。按常理，被評為特困地區，恰恰應該如芒刺在背，何喜之有？反以為榮的背後，恰恰是對國家扶貧資金和配套政策的“等靠要”心態，而根子就是無所作為的懶政思維。

　　今年兩會前夕，兩位民國時期的文化名人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位於北京東城區北總布衚同3號四合院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拆除。有關部門的反應令人匪夷所思：先表示不知此事，而後認定此次拆除未經報批，屬“違規拆除”。正是在“不知此事”的推脫中，政府部門的監管之責被輕輕放下，又一處名人故居痛遭無妄之災。

　　鄧小平同志對懶政之害洞若觀火。他曾經這樣形容，“懶，就是意志衰退，不讀書，不看報，不動腦筋，不下部隊，好吃懶做”。1992年南巡時，耄耋之年的他又特別強調，“要注意不要養懶人,要有好的政策”。小平同志不僅入木三分指出了病灶，而且開出了治愈的藥方──“要有好的政策”。

　　“好的政策”，需要建立事權分工明確、問責機制健全的責任制度。分工不明確，責任欠分明，容易造成“一國三公，莫知誰從”的局面，無事則耽于爭利，有事則委之推脫，於是“打太極”、混日子、裝樣子就成為最優的“生存策略”。如果分工明確，責任明晰，每個人都有負責的領域，做出成績是自己的，出了問題也是自己的，以問責號令天下，孰敢精神懈怠？

　　“好的政策”，需要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組織行為學研究表明，有效的激勵可以激發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有功不賞，有罪不罰，甚至無功受祿，有罪得封，容易使智者裹足、勇者止步。鼓勵創新，提倡勤政，要讓想幹事、能幹事、會幹事、幹成事的人真正得到獎勵，形成獎勤罰懶的激勵機制。另一方面，改革有風險，探索有雷區，創新是在不斷試錯的過程中獲得的，對失敗者有包容的雅量，才會有更多人敢於作為、大膽嘗試。

　　歷史和現實反復證明：懶政少一分，發展熱情就會多一分；勤政多一分，社會矛盾就會少一分。勤政，是一個國家無形的政治資源和社會資本。社會管理者當消除懶政之風，助長勤政之氣，最大限度減少社會管理成本、提高社會管理效率。李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