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齊魯晚報刊文，從一名基層官員視角解讀官場的“酒經”。文中説“酒精”的考驗讓公職人員付出了健康的代價，不少人都從內心抵觸，但卻是身不由己。酒充當了關係運作的潤滑劑，喝酒是編織關係網的最重要方式。基層官員甚至覺得自己仕途不暢的一個主要原因是酒量不夠大。

　　在筆者看來，“酒量影響仕途”的説法並非空穴來風，“能喝幹部更容易提拔”這一現象在部分地方確實存在。“金盃銀盃不如小酒杯”、“能喝半斤喝八兩，這樣的幹部要培養，能喝八兩喝一斤，這樣的幹部才放心， 能喝白酒喝啤酒，這樣的幹部要調走”這些順口溜成了“酒量代替能量和工作量” 的鮮明佐證。原本一項生理功能，居然和工作能力、工作業績等“硬杠桿”並列成為了提拔幹部的因素，著實尷尬了許多人，讓酒量淺的同志情何以堪？由此看來，“喝酒傷人”的確不假，善飲的傷了身體，量淺的傷了前程，公款吃喝更是傷了百姓的民心。

　　除了俄羅斯，很難找出比中華民族更好酒的民族了。好酒的傳統使得古往今來的詩歌中多是讚美“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豪情和灑脫，“眾人皆醉我獨醒”的詩句卻少之又少。今天，好酒的傳統在官場內被發揚光大，酒量好的同志被認為豪爽、實誠、義氣，有擔當，映射到政治品格和工作能力上就是敢做、敢闖，在改革創新的潮流中勇於開拓，積極進取。除此以外，還有一層許多人不願挑明的意思：能喝酒的人被人認為是講義氣，重感情，知恩圖報，這樣的同志領導更喜歡提拔。

　　在好酒的傳統下，酒量決定了社交能力，社交能力又決定了辦事的能力。我們現在某些領域存在的制度不完善、監督的不健全、人情大於法規、規則被人為改動的狀況，為某些人依靠人情關係辦事的創造了市場。而喝酒公關的優勢就體現出來了，“協調就是喝醉”“酒杯一端政策放寬”，在酒桌上説事的規則裏，人人都在比拼酒量，如果都和筆者一樣上場喝幾杯就醉，“三兩的量根本打不下來一個場”，還怎麼和人家説事？這樣一來，酒量好、善協調、能公關的同志提拔的快一點也就不足為怪了。

　　“酒量影響仕途”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它的存在傷害了勤勤懇懇不善“酒場交際”的“老實人”的積極性，助長了公款吃喝風，加劇了利用“潛規則”辦事的不正之風，必須加以整治。這就需要我們落實“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選材標準，規範選人用人的機制，完善幹部考核標準，考準幹部的“德”，量準幹部的“績”，讓幹部憑實力而不是憑酒量説話；需要我們加大對公款吃喝的整治力度，壓縮公款吃喝的支出，強化問責機制，剎住“酒桌政治”的歪風；最關鍵的一點，是需要我們剷除“酒桌上説事”的土壤，完善各項工作制度，做到有法可依，有令必行，讓公務在規則中運行，權力在陽光下行使，拒絕“潛規則”，不打“擦邊球”，徹底改變“人情大於法規”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