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要推進的適度普惠型社會福利，旨在體現“底線公平”，即供給保障公民生存和發展的基本公共産品，不逾越發展階段。

　　■ 鄭渝川

　　３月１９日，溫家寶總理在第十三次全國民政會議上指出，全面加強民政工作，必須堅持以人為本，構建政府管理與社會自治相結合、政府主導與社會參與相結合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體制。溫總理表示，要加快完善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體系，逐步拓展社會福利保障範圍，推動社會福利由補缺型向適度普惠型轉變。

　　補缺型社會福利重視個人、家庭和市場的作用，只有當個人、家庭和市場失靈而難以提供基本生存需要時，政府才會承擔相應的責任。歐美國家曾長期處於補缺型社會福利階段，政府責任並不顯著，貧困、疾病及由此造成的各種複雜社會問題越來越顯性化，迫使歐美工業化國家紛紛出臺了政府主導的社會福利體系，並將社會救助納入到公共服務範疇。

　　我國的補缺型社會福利模式則有截然不同的成因。計劃經濟時期，城市職工享有相對較高水平的福利保障，農村則缺乏福利保障；改革開放３０多年來，農村的情況得到了一定改善，但仍不能適應居民需要，而隨著體制轉型，許多人失去了原有福利，新就業人口所獲得的，是水平較低、覆蓋面較小和保障內容較少的社會福利。推動社會福利由補缺型向適度普惠型轉變，十分必要和迫切。

　　適度普惠型社會福利的首要特點在於普遍性，即打破戶籍、階層、社會身份和年齡界限，注重對本國國籍所有居民的基本保障，體現“全人群、全過程、全方位”，從根本上解決補缺型模式下出現的弱勢群體被遺忘、困窘處境倒逼貧民走向社會對抗等問題。其次，要注重適度性，歐美多個國家因履行過重的普惠型社會福利，造成大量債務，讓社會福利體系陷入難以為繼的窘境，這為轉型中的中國社會提供了警示借鑒。因此，我國要推進的適度普惠型社會福利，旨在體現“底線公平”，即供給保障公民生存和發展的基本公共産品，不逾越發展階段。第三，借鑒歐美一些國家和我國香港地區等的經驗，合理借助政府、社會組織、企業等方面的力量，構建起政府主導、多方面參與的多層次社會福利體系。

　　長期以來，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的各個領域，政府管得過多，且將大量精力和資源投注于“管”；當前亟需將政府的注意力、精力和資源轉向投入到適度普惠型的社會福利體系。唯有如此，社會組織和公民個人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才可能被激發出來，在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體系中發揮必要的參與和補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