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擬推行公務行為終身負責制，實現責任到人。公務行為出現過錯的，責任的追究不因行為主體的職務變動、崗位調整而分離。我贊成《長江日報》評論員關於問責制需要反思的觀點，理解對最大縱深的“消極防禦預案”能否“落地”的懷疑。我要説的是，推行公務行為“終身負責制”，首先要讓當事公務人員在公務行為之前明確自己有何責任。

　　在美國的公務行政制度運作中，最起碼的一條是，每個人在執行公務時，都必須以自己的行為對法律負責。出了事的話，任何一個人都必須使陪審團相信，他在執行命令時是確信該項命令不違法的，否則，執行者照樣有自己的一份法律責任，該坐牢的還得坐牢。在這條規則之下，美國的高層領導很難在一項違法行為中，任意推動自己的下屬。

　　儘管我國在最近立法中也有類似的規定，但整個行政生態中仍然流行“理解的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官大是理，人微言輕。有些安全事故和腐敗案件被追究，浮出水面的那些人不一定就是真正的責任者，有的本來難以承受之重，有的可能是受命頂包。很多真正的責任者，説客觀點是挂一漏萬，説直接點是金蟬脫殼，法紀利劍往往與他們的外套還相距甚遠。

　　正是因為我們沒有像西方人那樣相當在意當事人是不是“知法犯法”，特別是對“知法犯法”的重懲事實上沒有成其為一項重要原則，導致很多人不是依法辦事，而是依權力意志辦事，看領導臉色行事。事後，強者可能一推了之，弱者無奈替別人擔責，有人在利益攸關的權力和輿論的庇護下受到同情與關照，也給紀檢監察和司法部門“選擇性執法”預留了空間。反過來，造成整個社會責任不清，運行失序，行政失信，有些惡性事件反復上演。

　　如果我們把公務行為的主體，無情地鎖定在法律約束範圍內，首先讓他直面法律的威嚴，並規定，為了守法，不惜“頂撞領導”，可以斷然拒絕，甚至付出行政運行的其他成本，那將大大減少“知法犯法”。這樣，把違法犯罪的風險必然倒推到更具有權力的領導和上層，使其行為沒有退路，權者必然收斂“行政智慧”，必然減少事後隱患。在這樣的前提下，再來談公務行為終身負責制，我們沒有太多理由堅持懷疑。再説，你現在的責任都分不清，難道多年後還更容易廓清，人們會更有擔責的自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