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近日發佈《關於廉潔城市創建中誠信建設若干問題的決定》（徵求意見稿），規定公務行為將實行終身負責制，公務行為出現過錯的，責任追究不因行為主體的職務變動、崗位調整而分離。有人為之歡呼，似乎又一項“制度創新”誕生了。

　　“終身負責”好比“終身保修”，責任之重重在“終身”，意味著出來混，終究是要還的。公務行為效果或近或遠，有些行為“後效”立現，但有的被問責，有的被放過；有些行為“後效”要等多年後才顯現出來，只能“秋後算賬”。終身負責，則責任追究不是“只在朝朝暮暮”，從理論上説，公務行為不負責任的風險大增。

　　但所謂“終身負責”，是相對於公務行為發生之當下而言的，等於寄希望於將來。對不負責的公務行為進行責任追究，是社會正義的一個方面。法諺雲，“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對於不負責任的公務行為，如果不能及時追究，就會有人權利受損；將來追究，正義已經“遲來”，按理“不是正義”。對公務行為的責任追究，必須立足當下，所謂“終身負責”充其量是一種不得已的補救措施。

　　終身負責直接針對的是兩種情況，一是當下該承擔責任而未被追究，二是公務行為的“後效”只能觀之於將來、責任只能將來追究。兩種情況，可能是由於不作為、亂作為，可能是由於違反科學決策、民主決策原則，總而言之是權力不規範，不受監督與制約。權力不受監督和制約，結果往往就是責任不能落到實處。責任當下得不到落實，我們卻設想責任會在將來受到追究，這實在是一件令人缺乏信心的事！

　　現在實行依法治國，我們不妨再從法律和政治實踐兩個方面作進一步探討。

　　公務行為的責任，可分為刑事責任、民事責任和黨紀政紀責任。追究刑事和民事責任，必須訴諸刑事和行政訴訟，而刑事和行政訴訟都有一個時效問題，刑事訴訟追訴時效是5到20年，行政訴訟時效是自知道具體行政行為之日起3個月。顯然，公務行為的刑事和民事責任受到時效限制，不可能“終身負責”。當然，黨紀政紀處分不受追訴時效限制，發現公務行為有問題，隨時隨地可以處分隨之。

　　而從世界範圍來看，發達國家無不強調對權力的實時監督與制約，如果權力行使不規範，人們可以循代議體制和司法等多種途徑尋求救濟，重在即時糾錯。假設某地領導動議建一座“國際機場”，預算100億元。茲事體大，必須保證決策不出大的問題，如果當下不負責，100億元就打水漂了。制度文明，就是保證程序合法，先進行可行性論證，再根據論證情況走民主決策程序，防止領導人拍“腦袋”。

　　揆諸中國現實，不乏有地方因領導拍腦袋而建了“國際機場”，閒置在那裏二三十年，但有誰想到過要他“終身負責”？真要他負責，領導大可以辯解説，不是機場建大了或者不該建，而是繼任者沒有把地方經濟搞上去。當然也有像鄭筱萸退休之後被查處的案例，但他們的問題往往涉嫌違法犯罪，且在法律追訴期內，根本就不是針對一般公務行為的“終身問責”。

　　要公務人員負責任，當務之急還是規範權力，讓人民群眾都來監督和制約權力，施加壓力和影響，使權力立即負責、當下負責，誰不負責誰丟飯碗。“終身負責”，更像是一張空頭支票，千萬別用它麻痹了我們規範權力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