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3月，從三都民族師範學校畢業的吳忠龠回到老家都勻，拿著自家的和向親戚借來的3個房産證，向銀行貸到了30萬元資金，建立了農民工子弟學校福星小學。可是資不抵債，就靠辦幼兒園來支撐全校開支，8年來解決了2000多名留守兒童入學難題。從2009年起，都勻市教育局就減免了吳忠龠租用教學場地的費用。為了讓更多的留守兒童重返校園，都勻市政府投入了500萬元，用於建立農民工子弟學校，預計在今年8月底投入使用。屆時，福星小學的420名學生將全部搬遷到新校舍，與公立學校的孩子一樣，得到更好的教育，享受到更好的教學設施。（3月17日《黔中早報》）

　　這是一則最終惠及當地廣大農民工子弟的教育佳話。一個普通民間人士，為了當地留守兒童教育問題，不惜自擔風險以3個房産證為抵押，大膽創辦農民工子弟學校，最終在政府幫扶之下讓數千名留守兒童圓了就學的夢想。其潛在價值和社會示範意義無疑是極為巨大的。但在我看來，這樣的“佳話”和帶給我們現實思考，更應成為今後如何解決農民工子弟上學方面的“引子”。

　　完全依靠政府力量解決所有的適齡兒童入學問題，尤其是真正實現優質教育資源的共享和公平配給，就必須民間資本和民間力量的介入。無論這種模式是不是基於部分愛心人士的自覺，也無論事實上的風險的存在，這種由民間人士主動擔當的辦學作法，無疑是應該提倡的，也是應大力發揚和弘揚的。政府不可能事無巨細，事事包辦，讓民間資本進入辦學領域，可以迅速添補教育空白，諸如義務教育之內的教育理應由政府重點解決，而與市場聯絡更緊密的“技術型、實用型，和文體”以及職業化教育等方面教育還有極大的開拓空間。北京等地向打工子弟敞開的職業類學校，就是開掘民間力量的可行之舉。

　　當然，在看到民間力量介入辦學的未來前景之時，政府方面應著眼于長遠，不僅在政策上給予一個寬鬆的環境，也應像上述都勻市教育局那樣給予實實在在的“真金白銀”的投入與幫扶。教育的責任既是政府的，也是社會的。在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已明確中央財政預算按國內生産總值的4％安排教育經費支出，並將確保這一目標實現。在具體到地方落實上，不僅要完成好“4%”目標，還應實現一個投入的均衡問題。政府有義務讓民間力量在辦學上“敢走路”，還要讓人家“走的好、走得穩”。溫家寶同志在詩作《仰望星空》裏説：“一個民族有一些關注天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多一些像吳忠龠這樣的“仰望星空”的人，關係教育的未來，而政府對於這些“仰望者”的關注于支持，是讓教育“腳踏實地”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