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堂吉偉德

　　617元一盒的抗排異救命藥“驍悉”，腎移植“患者”用醫保花18.51元從醫院購入，再以200多元的價格賣給“藥販子”，“藥販子”再翻倍轉賣至民營醫院。（3月15日《北京晨報》）

　　案子雖然破了，但相關反思僅剛起步，這一偶然案件的背後，折射的卻是監管層面的諸多漏洞，以至於藥品倒賣鑄成千萬大案。事後的查處雖然看起來過癮，但事前的防範體系，也應由此好好梳理。

　　倒賣皆源於價格差，這差價來自於“醫保用藥”。救命藥“驍悉”因為有“醫保托底”，患者僅需要自付其中的3%，其餘的97%皆由醫保補助解決。結果，“患者”通過醫保購藥這一渠道，儼然將倒賣做成了産業，如新聞中報道的寧波劉女士，身體健康，僅謊稱自己患有糖尿病、腎病，2011年半年內就瘋狂配藥15萬元。這其間，有幾個問題需要厘清，一是配藥究竟有沒有標準？醫保用藥究竟有沒有量化性的指標監管？二是健康人也可以配用如此大量的醫保用藥，其管理責任在醫院，還是在醫保部門？三是如何防止病人利用自身病情，通過配藥倒賣，從中牟利。

　　事實上，這一塊的監管可能存在空白。一方面，醫院以求量為主，對於患者究竟要用多少，或者怎麼用都不會真正過問；其所追求的，不過是銷量的上升，至於涉及什麼藥品，經費保障是什麼，可能根本就無從關注；另一方面，在有醫保為底線的情況下，這甚至不排除有內部操作的行為，至少一個健康患者，在短時間內配了大量的藥，這種現象並不正常。雖然不能肯定這其間一定有如收紅包，拿回扣等商業賄賂行為，但醫生玩忽職守，醫院管理不善卻是肯定的。而對醫保等部門來説，除了審核資金的安全外，對於是否存在以藥套現的行為，還缺乏應有的監管手段。如果制度層面是“牛欄觀貓”，那麼這樣的個案就可能非常普遍。

　　如果説藥品從醫院流出只是第一步，那麼經歷了流通環節，再進入醫院進行循環，相關監管就難以推脫責任。這至少説明，現行的監管手段雖不能説失靈，卻很低效。從各種“高價購藥”、到“回收藥品包裝”釀成的假藥案，都足以説明在藥品流通環節的管理上存在很大的漏洞。試想一下，如果藥品的流通渠道的監管是有效的，那麼倒賣者，即便能夠通過病保卡將藥配出來，又怎麼夠通過正常渠道進行“漂白”呢？藥品的這一齣一進再出都如此的順利，讓人不免追問，監督的作用究竟在哪？

　　醫院、藥店、醫保的監督和約束靠衛生、醫保、食品藥品監督等部門，每一個環節都有著把關者。雖然“九龍治水”的管理體系，可以為問題多發找到藉口，但若任一個環節能發揮作用，倒賣行為都難以延續。查處利用社保卡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要靠醫保、藥監、公安等部門聯合執法，通力合作，但最應正視的，應是如何在防範的手段和力度上，更有作為。

　　(來源:齊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