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安徽金寨縣法院青山法庭在公開審理一起“爭牛案”時，要求原告詹某一週內提出那頭牛歸他自己所有的新證據，並提示原告可以申請對牛做鑒定。原告當時就説鑒定就鑒定，但原告代理律師勸阻了原告，説對牛做“DNA”鑒定成本較高，大概需要一萬多元，何況鑒定還存在失敗的可能。最後法庭宣佈如不申請鑒定，將擇日宣判。（3月15日《揚子晚報》）

　　其實，“親牛鑒定”並不是一種新鮮事物，近年來，隨著鑒定科學的發展，在多起“爭牛案”的調解或審判過程中都出現了“親牛鑒定”，相關部門也把“親牛鑒定”作為了關鍵證據，媒體對此均有報道，誠然，“親牛鑒定”作為一種技術含量較高的證據，有助於更準確地厘清案情，判明是非，但成本高昂、手續繁瑣的“親牛鑒定”卻並不是一種必然證據，在很多情況下，無須“親牛鑒定”，也可以用低成本的巧法智斷看似複雜的“爭牛案”，如果有關部門不願意多想辦法，過於迷信“親牛鑒定”，不僅明顯增加了當事人的負擔，還有懶政之嫌。

　　自古至今，民間多發“爭牛案”，也留下了很多智斷“爭牛案”的佳話。《隋書?于仲文列傳》記載，北周和隋朝時期的名將於仲文任北周安固太守時，遇任、杜兩家各走失一牛，後來找到一頭，兩家皆認此牛。州郡花了很長時間也沒能解決此案。益州長史韓伯俊説：“于仲文少年時就聰于判察，這事還是麻煩他，讓他來解決這個問題。”于仲文了解了案情的原委之後，説：“這個案子，容易解決。”於是命令兩家各自驅趕牛群來，然後將找回的那頭牛放開，牛走到了任氏家的牛群中。于仲文又暗中派人略微傷害這頭牛，結果任氏非常傷心，杜家卻依然如故。於是于仲文訓斥杜氏，杜氏服罪而去，牛被判給了任氏。這幾年，各地公安機關、法院更是摸索出了不少斷“爭牛案”的竅門，比如，請畜牧部門或牛販子給爭議牛做年齡鑒定，安排爭議母牛與親生牛犢相處以觀其表現，讓爭議雙方與牛相處，看與牛的默契程度以及對牛的特徵的掌握程度，等等，有養牛行家還曾提出過用耕牛工具的味道與耕牛味道是否一致來判斷爭議牛歸屬的建議。這些經驗、方法或思路都為高效低成本解決“爭牛案”提供了啟發或路徑。

　　醫生看病，能用“望聞問切”來確定病情，就不能用核磁共振或CT，法院等有關部門斷案或調解糾紛也是同理——能用簡單低廉的辦法來認定事實終結案件的，就不能用複雜昂貴的方法。處置糾紛的費用，不管由誰來承擔，都不宜超過糾紛的標的價值，如果一件案件的爭議標的只有幾千元，當事人的訴訟成本卻要達到一萬多元甚至更多，那麼，案件的處置就造成了社會資源的浪費，就得不償失，就有了負面意義。（李英鋒）

　　(來源:千龍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