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容蘭

　　“一方面是人口老齡化、青壯勞動力短缺，一方面是優秀人才完成研究生和博士生深造已年近三十，有效勞動時間不足30年，教育産投比偏低，因此建議將中小學階段教育學制由12年縮短為9年，促進適齡勞動人口早日踏入社會。”在京參加“兩會”的全國政協委員、河北農業大學資源環境學院院長許皞帶來了一份頗吸引人眼球的提案——縮短中小學學制，應對人口老齡化、緩解即將到來的青壯勞動力短缺。

　　此議案一提出，就引來眾多關注的目光，支持與反對的聲音激烈碰撞。其實，“縮短中小學學制”已不是被第一次提起。早在去年的兩會，來自廣東省全國人大代表陳華偉就曾建議縮短學制以緩解用工荒，解決“剩男剩女”、“啃老族”等問題。和陳華偉著眼的問題不同，許皞提案是著力解決老齡化社會到來後帶來的青壯勞動力短缺問題。

　　代表和委員們對縮短學制問題的關注，讓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每每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問題時，教育總被拿來當做“治病”的“良方”？

　　前些年，為了緩解就業壓力而擴大研究生招生規模，延遲就業；而今為了解決“用工荒”、“老齡化社會青壯勞動力短缺”等問題提出縮短中小學學制，提前就業。“就業難”和“用工荒”同時存在，有人沒活幹，有活沒人幹，這兩個相互矛盾的“病弊”都想求醫于教育，教育又該棄誰醫誰呢？教育儼然變成了解決社會問題的工具。拋開這些為解決社會問題而在教育上做文章的措施是否達到了預期效果，僅從對待教育做法上的隨意性、心理上的功利性而言，已經讓人心生唏噓了。

　　教育是解決社會問題的工具嗎？答案是否定的。

　　那為什麼會出現把教育當做解決社會問題工具的傾向？

　　著名教育家、社會學家潘光旦曾指出，應該以人作為研究本體的社會科學並沒有拿人做對象，而是把社會作為了研究本體。而教育作為社會科學的一種，其側重對象也變成了“社會為體人為用”，於是教育成了“社會教育”，“教育的目的是社會的”，“教育必須配合社會需要”——這些説法乍聽起來頗有些冠冕堂皇。但潘光旦認為，正是這些冠冕堂皇的説法及做法，使得教育誤入歧途。

　　對於教育的目的，潘光旦認為教育必須以每一個人為目的，必須在每一個人身上著手，教育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完成一個人，教育的最大目的是為了促進個性發展，其最終目的是讓受教育者完成“自我”，把自我推進到一個“至善”的境界，成為“完人”。

　　當然，教育想要成為潘先生所期待的為育出“完人”而存在，要走的路還很漫長。但老先生所提出的教育要“以人為目的”的觀點頗值得肯定和深思。

　　針對許皞委員的壓縮學制以應對老齡化的議案，支持者認為壓縮學制要以學生利益為中心；反對者認為現行中小學學制的時間安排是經過多年摸索的，符合人的成長規律，不能説改就改。

　　先且不去討論它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應該注意的問題，筆者認為，教育是功在韆鞦的事業，要以人為本。任何教育改革，最重要的基點是不能偏離教育的目的，更不能為了解決一時的問題而犧牲教育的利益，使其淪為沒有生命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