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6日剛剛進行批前公示的《廣州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第一次明確地劃定了20.39平方公里的歷史城區範圍，對區域內的建築高度進行了限制。但幾處位於騎樓保護區、建設控制地帶、環境協調區內的項目卻在春節前後抓緊拆遷動工，更有爛尾項目“鹹魚翻生”建高樓，嚴重超出限高6-10層的規定。

　　一方面，公眾為《名城保護規劃》的到來鼓掌，因為這是在城市現代化大勢下的一次理性回歸。它就像唐吉訶德挑戰巨大風車一樣，顯示出一種人文保護的英雄主義勇氣。這個勇氣來源於人民與政府的長期反思，來源於重構嶺南文化靈魂的迫切性。和眾多旅遊項目不同的是，這樣的保護規劃更多是一種純文化的夢想，不但沒有立竿見影的商業回報，還會遭到勢力強大的經濟利益圍剿。

　　按照文化論的思維，哪需要保護，就把哪“圈養”起來，加以滋養和投入即可。可是對於一個已經成型、甚少留白的高密度城市來説，此法近乎休克療法。它要和正要興建、準備拔高的城區抗衡，還要和歷史遺留的慣性進行角力。政府固然可以劃個大圈宣告哪再也不能建了，但已經獲批的未建項目涉及政府和民間的原有契約，事關政府誠信問題，當然無法説停就停。在名城規劃通過之前，搶建更多是商人對已有權利的本能保衛。市場的遊戲規則，有比文化自律更強悍的力量。

　　作為名城保護規劃出臺前的第一場“遭遇戰”，這提醒政府有關部門時時處處都要回到現有的語境中。政府首先要繼續和各大開發商協調，甚至提出賠償和補償方案，其次要引導這些高密度、高容積率的大樓置換成低密度的項目，最後還要嚴密監督杜絕“生米煮成熟飯”的尷尬。凡此種種，無不考驗著政府平衡各方的能力，以及強大的財力後備。

　　名城總是這樣一個動態的概念：人群在遷徙流動、樓房在新陳代謝，甚至連保護界限也要在妥協和進取中變更。大城市不會像一張白紙那樣，安靜地等待政府去總指揮、總設計。即使保得一時安寧，如何為原有城區注入新的活力、防止衰敗，都有著非常綜合的大手筆要去做。

　　值得鏡鑒的是，北京老城之中有不計其數的衚同，有些被拆遷了，更多的處於風雨飄搖之中，許多難以商業開發利用的變成了貧民區。如果堅守不動，那就連原有的粗陋面貌都不可改變，同時又要用現代基礎設施艱難延續其生命。當外人觀光古城殘缺之美時，哪想到當地人早想擺脫陋居，等待拆遷然後回遷高樓了。如果文化保護不能滿足到基層人民的生存發展權，那麼保護勢必成為無法持久之戰，當然也就遠離了人文主義的核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