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小劉在去面試的路上被一個人搶走了挎包。小劉借了朋友的手機撥打自己的手機打不通，但過後卻發現收到自己手機發來的短信，劫匪告知了被搶證件存放地點。小劉拿回東西後又接到了劫匪電話，劫匪稱“看你們大學生找工作也挺可憐的”，並把手機還給了小劉，劫匪自稱“一個沒家的人”。（3月13日《南方日報》）

　　法治社會不允許出現所謂的“俠盜”，搶奪財物觸犯了刑法，就是犯罪行為。不是梁山好漢也不是俠盜羅賓漢而是劫匪搶走了挎包，屬於犯罪既遂，依照法律當構成搶奪罪。至於事後的退還贓物的行為，只是一種補救措施，可以作為一種酌定的情節在量刑的時候進行考慮。其搶奪行為不被法律容許也不被社會接受，理當受到法律的懲罰。劫匪搶走了小劉的包，取了財物，其惡行讓人唾棄。其“善意”在於還回了小劉的畢業證和手機，説了同情大學生的話。劫匪的“善意”在網上引起了熱議，甚至獲得了讚許，反映出來的社會問題值得深思。

　　飛車搶包作為一種常見多發犯罪，在很多地方還客觀存在，表明案發當地社會治安環境還不盡如人意。構建良好的社會秩序和和諧安定的社會環境，作為公安機關和社會綜合治理部門責無旁貸。大學生小劉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搶包，相關機關難推其咎。另外，根據以往的經驗，包被搶後，破案不易，想追回損失更是希望迷茫。所以人民對小劉的遭遇表示“慶倖”也在情理之中。

　　包被搶後，損失財物的同時，是對丟失證件後果的擔心。且不説與生活切身相關的銀行卡等的挂失、補辦不方便費時長。身份證丟失後，還得由個人承受信息洩露，身份證被冒用等風險，補辦更是費時費力，而這又是須臾不能離的。對小劉這樣的畢業生打擊巨大的是畢業證的丟失，據説畢業證不能補辦，只能申請補辦《學歷證明書》，而廣大用人單位一般只看學歷原件。可以説如果不是劫匪“善心”大發，小劉把所有的證件補辦回來，只怕又要受到各種“二次傷害”。

　　劫匪的“善意”喚起了底層社會階層的“共識”，讓廣大“沒家的人”引起了共鳴。對受害者的同情，對劫匪“惡行”一定程度上的“理解”和“寬容”，是對自身生活的困苦的一種排解。昭示普羅大眾對公眾對權貴階層的驕奢的不滿，對社會分配不公的無奈，對某些機關官僚作風的不滿，對利益受損之後無從彌補的嘆息。總之，喚起廣大民眾對“盜亦有道”的曲解，甚至對生活中某些“惡”的解脫。

　　“一個能讓強盜産生憐憫的社會是可怕的”。劫匪以“一個沒家的人”自居，對弱勢群體大學生的同情，讓人生出其為生活所迫鋌而走險的聯想，甚至滿足了對“俠盜”的期待，從而忽略置法律權威于不顧，不尊重別人生命財産“惡行”的鞭笞。劫匪的存在，説明構建平安和諧的社會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而安撫受害人、怎樣挽回損失也要重視。更重要的是創新社會治理方式，構建高效廉潔的政府，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讓社會充滿公平正義，讓廣大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嚴。

　　稿源：荊楚網

　　(來源:荊楚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