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期間，一則"北京上班族月收入7500元沒有安全感"的消息引發輿論關注和熱議。一些代表委員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的境況和心態。（3月13日《北京晨報》）

　　溫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要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在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中，如何做大"中等收入群體"，使收入分配格局從"金字塔形"向"橄欖形"過渡，是當前面臨的一個現實的、亟待解決的問題。我國中等收入者面對高昂的生活成本顯得非常脆弱，陷入一種"群體性焦慮"之中。要消除其"群體性焦慮"，除了在初次分配中要進一步提高其工資薪金，也要在收入再分配中降低其生活成本，提高其社會保障程度，這就需要財稅"杠桿"發揮更為有效的調節作用。

　　從財政分配的角度來看，雖然近些年來在教育、醫療和住房保障上不斷加大了投入力度，但是擇校難、看病貴等問題還是讓許多已經處在中等收入階層的"城市白領"感到"吃不消"，成為"孩奴"、"病奴"、"房奴"。因此，在財政改革上，一方面要進一步加大預算制度改革的力度、進行分配結構的調整，大力壓縮行政運行成本和"三公經費"；另一方面要進一步加大對教育、醫療和住房保障的投入力度。

　　從稅收減負的角度來看，去年下半年以來決策層相繼推出了延長小微企業所得稅減半徵收期限、提高增值稅和營業稅起徵點、推行增值稅"擴圍"改革試點、免徵蔬菜流通環節增值稅等一些結構性減稅政策，並且上調了工薪所得個稅免徵額。這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大都處於中低收入階層的工薪族稅負，但並未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個稅制度設計不合理造成的稅負不公問題。

　　因此，在稅制改革上，不僅要貫徹落實好已經出臺的結構性減稅政策，還應進一步減輕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等一些易於轉嫁的間接稅稅負，以利於企業在更大程度上減少稅負轉嫁，促進市場物價穩定，以至於一些日常生活必須品價格的回落，從而提高居民的消費能力；在個稅改革上，則應儘快推進綜合與分類相結合、以家庭為主體徵稅的模式，為低收入家庭減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