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來自湖北的蔡某向媒體反映，稱老家拆遷補償不合理，他拒絕簽訂拆遷協議。湖北委派幹部來深圳“逼遷”無果，半夜兩次將他經營的報刊亭門鎖堵死，導致他不能正常營業。警方證實，報刊亭門鎖連續2天被堵死，有兩名作案者參與其中，作案過程被監控視頻拍下。（3月13日《南方都市報》）

　　“跨省”這個網絡熱詞在“千里逼遷”的劇本裏，又多了一層現實的含義。你不簽拆遷協議、就讓你做不成生意，此般邏輯，與放毒蛇、潑油漆的伎倆，在本質上有什麼差異？好在深圳的城市管理比較到位，視頻監控真實記載了“深夜堵門”的始末，因此，即便是當事人矢口否認，也架不住證據確鑿的壓力，據説“兩人已主動來到派出所協助調查”。

　　有趣的不是“逼遷”的手段，而是地方部門的總結陳詞。湖北陽新縣縣委宣傳部的定論是，“他們的心是好的，可是採取的方式不恰當”。一方立場，自有一方觀點。正如古詩云，“桑條無葉土生煙，簫管迎龍水廟前。朱門幾處看歌舞，猶恐春陰咽管弦。”兩名公職人員，以非法手段干涉公民正常生産經營活動，“心”究竟“好”在哪？如果説，此前諸多事件中所謂“黑衣人員”、“不法身份”還算有個遮掩，那麼，公務員堂而皇之違法逼遷，究竟是哪來的膽量？既然進了派出所“協助調查”，恐怕就很難説是個“方式問題”。地方部門如此輕描淡寫于惡劣事實，究竟又是怎樣的邏輯？

　　勸拆也好、逼遷也罷，衡量正義的尺度不是內容的問題，而是起碼的程序考量。如果是基於商業的拆遷，地方部門自然沒必要如此急吼吼地橫插一杠，只要提供一個公平對話的平臺就好，討價還價那是市場的事情；若是基於公共利益的拆遷，權力部門自然話語鏗鏘，犯不著“深夜”博弈，就算沒有了行政強拆，也總有説服“個人服從集體”的能量。換言之，無論是何種形式的拆遷，在《物權法》等高照公民私權的法治語境下，陽光下的談判才是解決問題的正道，任何逼迫、威脅等手段都當被嚴厲究責。

　　同樣是“逼遷”：上週三，香港馬屎埔村寮屋屋主鄧可興婆婆，儘管面對大地産商恒基地産的逼遷在法律上幾無勝算，卻在多名市民、議員的幫助下，成功向法庭申請了暫緩執行令，甚至不少村民也呼籲“希望地産商能夠尊重市民的城市權利及政府的規劃程序”。法理之外，還有更高層面的情理──對於拆遷來説，首先考驗的是城市的法治環境，其次是社會各階層、各序列在利益配置中的關係。

　　“千里逼遷”儘管罕見，但“逼遷”上的行為藝術卻依然妖異。2012年1月21日，是《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公佈施行一週年的日子。這一年多來，新法調整了拆遷關係，但也未能徹底終止強拆鬧劇。還是那句話，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權力不能被關在秩序的籠子裏，法令再美，也終究要面對打不完的“補丁”、操不完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