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李倩

　　今年的兩會，熱點詞有很多，比如漲工資，比如三公消費，讓老百姓尤為振奮的是政府正式將“收入差距擴大”列入了重大關切的範疇。

　　咱們老百姓對收入很敏感，一方面，收入水平關係到個人的基本生存條件；另一方面，在社會取向多元化的背景下，收入也成為相對權威性最高的個人價值衡量標準。相比過去，人們的收入水平可以説是普遍提高了，但同時，隨著市場經濟的自由度不斷提升、經濟手段的愈加多樣、視野角度的不斷寬泛，人們也不免在橫向比較中感到了一些“焦慮”。反映到現實中，既有長期以來對房價、物價的激烈探討，也有近期媒體所報道的月入過萬但仍然感覺不夠用的不安全感。

　　有錢了，卻感覺不夠花，或者是花得有點忐忑不安，用著名媒體人崔永元的話來説，就是幸福感沒有想象中的那麼高。公共知識分子的言論往往能引來社會思潮的探討，不少人把眼光投向了體制因素帶來的局限上，比如雖然收入總量得到了提高，但是工資收入在整體收入中的佔比並沒有明顯的變化，因此收入紅利帶來的精神效應沒有相應增長；還有人建議，應當從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入手，並列舉了西方高福利國家的一些社會保障政策，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提出了一系列頗有建設性的意見。應該説，這些理念足以反映我國民主政治進程的可喜變化，以及公民自覺參與社會管理意識的覺醒。

　　幸福感和焦慮感都是人的本能反應和直觀情緒，在社會學的觀點中，意識形態的生發，往往是先於任何真實的批評而存在並且優先於這種批評的。這意味著，如果我們要探討某一具體社會問題，那麼首先被意識到的乃是一種尚未被明確清楚的情緒反應，尤其對於關乎每一個人的民生問題來説，一種普遍蔓延的集體情緒不應該被掩蓋和被忽視。在某些人看來，集體情緒似乎是有害的，但事實上，集體情緒意味著我們的社會仍然主張共同的價值觀，比如我們具有關於什麼是正義與公平，什麼是可恥與荒誕的互相認同。其實，令我們感到焦慮的，不是價值觀本身，而是這些價值觀適用的事實，即多少人收入高，多少人收入低，該怎樣收入高、為什麼收入低的問題。

　　理想的社會，應當是以相對公平分配“蛋糕”為基礎的，幸福感和焦慮感的一線之差，就在於這一刀切下去的微妙差距。如何保證握刀的手能盡可能穩當妥貼，既需要政府具有改革的決心和勇氣，剔除一些既得利益者阻礙改革的因素，也需要公民有一種集體情緒的相互對照，因為這種情緒可能就是我們社會尚未意識到的真正問題的預兆性表現。如果我們能夠直面這種情緒，而不是將之視為顛覆和不滿的洪水猛獸，那麼，應該説，這樣的情緒是能夠極好地發揮社會文化再生産功能，推進社會良性運行的。

　　思潮的背後往往是強烈的社會張力，我們應該感到慶倖，因為，沒有哪一個時代，會有這麼多人積極踴躍地想要去煥發制度的力量和智慧，會有這麼多人秉承著共同的社會發展理念去推進歷史車輪的前進不息。志同者方能道合，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之中，我們期待著，我們最需要的勇氣和決心能夠真正走向振聾發聵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