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央紀委原副書記劉錫榮,在浙江代表團全體會議上建議制定《編制法》,制止“官滿為患”。劉錫榮説,現在有些地方亂設機構,亂定級別,領導職數和公務員人數超標,“這兩亂兩超給買官賣官留下無盡空間。”劉錫榮説,一些鄉鎮好幾百個幹部,小汽車停了好幾排,一些地方政府秘書長有十幾個,每個秘書長都要給房子,配汽車,這些支出最終都是老百姓買單。“老百姓再勤勞,也養不起這麼多官啊!”(本報今日5版報道)

　　“官滿為患”真是百姓的一種痛楚,而且,沒有最滿,只有更滿——這幾年,被人們無意中發現的“官滿為患”,令人無奈又糾結——遼寧鐵嶺市有9名副市長,20名副秘書長;河南新鄉市政府有11個副市長,秘書長下面有16個副秘書長、6個調研員協助副市長工作……這樣的事例,實在是舉不勝舉,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可見一斑。

　　問題是,那麼多的官員,他們是養活不了自己的,都是老百姓在供養,百姓才是官員的衣食父母,“官滿為患”,百姓怎麼還能養得起呢？據1987年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的 《中國第三次人口普查資料分析》一書公佈的中國歷代民與官比例:西漢,7945：1;唐朝,2927：1;明朝,2299：1;清朝,911：1;當年,67：1。1998年,財政部部長助理劉長琨透露:漢朝八千人養一個官員,唐朝三千人養一個官員,清朝一千人養一個官員,現在四十個人養一個公務員,即40：1——10多年後的今天,誰能告訴我們,是多少百姓在養一個當官的？

　　“官滿為患”、機構臃腫、人浮於事,消耗的國家財政擠佔了很多民生支出,使百姓的負擔不減反增,政府行政成本的居高不下,三公經費的連年增長,都在吞噬著百姓的幸福感。拿2006年我國預算內的行政管理費佔財政總支出的18.73%這一比例去比較,遠遠高出日本的2.38%、英國的4.19%、韓國的5.06%、法國的6.5%、加拿大的7.1%以及美國的9.9%。而因為“官滿為患”而造成的在管理社會事務上的扯皮塞責、效率低下等“九龍治水”弊端,更極大地損害了百姓的切身利益、影響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官滿為患”真的是一種民生之痛。

　　先不必説建議制定 《編制法》,事實上,對於機構設置和編制管理,我們不是沒有相關的制度和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機構設置和編制管理條例》自2007年5月1日起就已實施,但恰恰是這幾年,“官滿為患”的新聞,卻時不時衝擊著我們脆弱的神經。機構設編,領導定崗,我們難道缺少必要的機構編制制度嗎？説到底,還是貫徹力、執行力的問題。

　　《人民日報》曾評論指出,“容易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全是難啃的“硬骨頭”,不能回避也無法回避”。現實中,或是囿于既得利益的阻力,或是擔心不可掌控的風險,或是陷入“不穩定幻象”,在一些人那裏,改革的“漸進”逐漸退化為“不進”,“積極穩妥”往往變成了“穩妥”有餘而“積極”不足。這些年來,一些地方改革久議不決,一些部門改革決而難行,一些領域改革行而難破,莫不與此有關——改革破除“官滿為患”,不正恰恰是如此嗎？沒有對“養不起這麼多官”的危機的清醒而深刻的認識,這塊“硬骨頭”,就可能久議不決、行而難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