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

　　3月1日《南方都市報》報道，有一張奇特的“死刑”保證書，從河南平頂山中院的卷宗裏流出。這“保證書”牽涉到一樁11年前的殺人“懸案”：杜玉花的女兒被殺害，嫌疑人是村民李懷亮，但這個案子三次審判，三次撤銷，杜玉花為此屢屢上訪。為了息訪，為了維穩，在幕後的博弈過程中，杜玉花手寫了一份“保證書”，保證“不再上訪”，而前提條件是法院要判兇手無期，最好判處死刑。

　　這一奇特的“保證書”能進入法院的卷宗，看似奇怪，實則不奇怪。這個新聞讓我立刻想起平頂山中院操辦的另一起著名的案件──“天價逃費案”， 説的是農民時建鋒在自己的大貨車上安裝假軍牌，免費跑高速兩千多次，合計逃費368萬元人民幣。平頂山中院審理後，以詐騙罪判處時建鋒無期徒刑，並處罰金200萬元，追繳違法所得一切財物。此案被質疑“法院量刑過重”，一時輿論譁然。最後該案被“糾偏”，負責本案的平頂山中院主管副院長、庭長、主審法官等4人被問責。機械辦案、草率判案肯定會損害司法公信力。

　　一些法院弄出的司法“笑話”，往往讓人笑不出來。它會讓人産生幻覺──這法官是“法”呢還是“官”呢？辯訴交易本來是可以有的，但弄成暗箱操作的“秘密交易”，那就不是司法的做法了。受害者一方和法院一方，如果在法律之外為第三種目的而達成“保證”或“承諾”，那是違背程序正義的。“程序正義是實體正義之母”，這已成為全世界司法界的共識。脫胎于800年前英國《大憲章》的程序正義原則，是歷經英美、歐陸等大量法治國家司法實踐不斷完善的成果，是法治文明的寶貴財富。

　　在這起“死刑保證書”案件中，法院方説那只是被害者家屬的單方訴求，並非簽訂的協議；而寫保證書的杜玉花則説，法官曾答應把案件提高審級，但不能再上訪。由於案件屬於“疑案難消”，當事雙方家屬一直上訪，這確實給地方政府帶來維穩壓力。“保證書”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的産物──背後交織的，就是司法與信訪、法院與政府的錯綜複雜的關係。從這個“保證書”事件中不難看到，司法是如何“服務”于信訪政績的。本來應該是法律最大、獨立辦案，可在現實中卻演變成權力最大、統轄一切，司法要為權力“保駕護航”，這就背離了法治精神，其結果，就是“有法律沒法治”。

　　法院跟信訪糾結在一起，背後涉及一個“司法地方化”問題。日益緊固的司法地方化，勢必會危害司法獨立與司法公正。因為受到地方利益的牽制，地方法院往往很難作出公平裁決。這就是法治異化現象之一種。

　　造成司法地方化，是因為長期以來，法院、檢察院等司法系統在人事、財政上嚴重依賴於地方，從而使司法高度“地方化”。遏制司法地方化，就需要從革新機制、剝離地方財權、實行省級統籌入手。

　　公正的法治保護每一個人。一個地方如果沒有法治的約束，權力如果可以任意“管治”司法，那麼一個公民進入法院，走上法庭，往往會“提壺忘水”，手足無措，失去基本的人身安全感，失去對法治的信心和信任。這是我們要努力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