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郎鹹平楊瑞輝著

　　東方出版社

　　司馬遷直接影響了亞當斯密嗎

　　由於司馬遷和亞當斯密的觀點如此相近，人們也就很自然地會去探討這樣一個問題，他們是否還有更密切、更直接的聯絡呢？

　　亞當斯密曾于1766年2月至11月作為巴克勒奇公爵（Buccleuch）的家庭教師訪問巴黎。作為《道德情操論》的作者和偉大的蘇格蘭哲學家大衛休謨的朋友，亞當斯密被熱情地邀請去參加了重農主義者和杜爾哥的學術沙龍。在當時，杜爾哥是重農學派之集大成者，我們相信他其後提出的無為而治的思想是受了重農學派源自中國的“自然秩序”的影響。而斯密的作品也為重農主義學派和古典經濟學派建立起了聯絡的橋梁，在給拉羅什富科的一封信中，亞當斯密在提到杜爾哥時説道：“儘管我很高興能認識他，也很自豪能與他建立友誼並贏得他的尊重，但是我絕對沒有值得他這樣錯愛的相應能力和水平。”

　　杜爾哥的《關於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出版于1766年11月，所以杜爾哥在款待亞當斯密的時候，他一定還正在寫這本書。事實上，倫德伯格（Lundberg）就推測亞當斯密也許就是《考察》一書的英文翻譯者。這些證據都表明亞當斯密與杜爾哥的《考察》一書有密切關係，但是這與我們的主題並沒有直接聯絡。和我們主題關係密切的是，與亞當斯密同時來到巴黎的那兩個中國訪問者，是最早激勵杜爾哥寫作《考察》的人！

　　根據我們的研究，在杜爾哥向兩個中國學生高麗殊和楊德旺講解中國經濟問題的同時，他們之間的互動激勵了杜爾哥撰寫《考察》一書。而且這段期間杜爾哥也和亞當斯密過從甚密，以至於一些學者還推測亞當斯密剽竊了《考察》中的一些觀點，或者推測他曾參加過將該書翻譯成英文版的工作。

　　我們認為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中國人都會很熟悉司馬遷的經典著作《史記》。在高、楊和杜爾哥討論中國經濟問題的時候，當他們發現杜爾哥的無為而治的思想和司馬遷的中心觀點如此相近的時候，他們一定會探討司馬遷的相關經濟論述。當然這只是一個可能性，另外的可能性是杜爾哥的無為而治思想來自於重農學派“自然秩序”的傳承。我們為什麼這麼説呢？因為《國富論》從來沒有如同司馬遷般地談到價格問題。當然亞當斯密不談價格的原因，很可能是因為價格問題實在太過複雜。至少，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司馬遷的觀點很有可能是通過杜爾哥傳播到亞當斯密那裏的。但是亞當斯密和那兩位中國人不可能有直接的個人聯絡，因為他們兩個在亞當斯密到達巴黎之前的1765年就離開了法國。而斯密在圖盧茲（Toulouse）開始寫作《國富論》是在此一年半以前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