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生張瀛是在我臨行前的那個晚上才通過QQ聯絡上的，她主動提出要來接機。第一晚我們住在涉谷，那是東京都內最繁華的區域之一，繽紛霓虹和往來人群中的都市依舊繁華，女人化著精緻的粧逛街，男人三五成群走進小酒館，一切的一切都讓我很難相信，這裡剛剛經歷過強震。

　　但走進便利店，礦泉水沒了，麵包櫃臺空了，充電器也嚴重缺貨，這些生活必需品被大量囤積，或許透露出日本民眾內心的不安。

　　第二天醒來，張瀛説她要回國了，因為家裏人快急瘋了。前一天晚上，她還告訴我東京很安全，她不打算離開。那幾天裏，我接觸了許多像她這樣的中國留學生，聽他們講述自己的家人是如何的擔心，每天要花多少精力安撫家人。他們選擇回國，更多的不是因為自己恐懼，而是為了安家人的心。

　　當然也有決定留下的，一來學校快開學了，來回的機票錢相當於他們兩個月的生活費，或是捨不得手上打的那份工，走了就意味著工作沒了。

　　後面的幾天，每天都能感受到這個繁華都市的變化，比如節電、節水。影響最大的還是公共交通，大部分電車停運，或是減少班次限區運行。在幾個站點交錯的大站，人流拐了兩個街角，依然看不到隊尾。但你幾乎聽不到噪雜聲，很多人上班已經遲到了，或者註定是到不了了，但大家還是默默等待著。日本人相當講求公共場所的行為秩序，因為在一個各種資源並不豐富的國度，秩序往往可以節省成本，提高效率。

　　我們結識了旅日華僑老傅。得知我們想往災區走，他馬上動用一切在東京的人脈關係，聯絡包車事宜和司機，自己也主動要求當翻譯。老傅愛好攝影，在他的照片裏，讓我們敬佩的是，那些在避難所裏的市民，排著長隊打電話回家報平安。那天打電話都是免費的，投個硬幣進去，打完又會吐出來。

　　有這樣的表現，一定不是一朝一日，而是社會長期教育的結果。而社會，也有充分的應急機制，比如學校可以作為避難所，政府部門開放給市民休憩，説到底，體現的也是一個城市的管理水平。

　　我説自己對日本民眾的感受，是鎮定、有序。老傅笑了，拍拍胸口，説其實這只是表面的，大家心裏面也害怕。我想，人是在經歷了一次次的災難之後才會有表面的鎮定，心中有恐懼並不是一件壞事，至少我們對於大自然，或者對於某些東西，還有敬畏之心，這樣，才能居安思危。

　　今年春節，老傅回國探親，我們見面敘舊。他説，東京的地震陰影早已淡去，仙臺等地的重建情況還算有序，但核輻射對福島的影響還沒有真正消除，當地的農業受損、旅遊業萎靡不振。作為一個新日本人，他看到了日本人民在那次災難中表現出的強大忍耐力和自救能力，也看到了日本政府的弱勢，以及東京電力公司等日本大財團的官僚企業文化，這些和核事故善後同樣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