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在北京召開深入開展學雷鋒活動座談會，高層提到“要充分發揮黨員幹部在學雷鋒活動中的示範帶動作用，為全社會學雷鋒樹立榜樣”。

　　今年的“學雷鋒”活動特別高調，民間輿論的反應也比較熱烈。民間建言中有一種説法很流行，即“讓領導先學”。這民間智慧或民間訴求，無論從哪個角度、據何種理論，可以説和高層想到了一塊。

　　民間的“學雷鋒”，不管各時期官方對雷鋒本人與“雷鋒精神”怎樣詮釋，其主要精神內涵，就是“當好人、做好事”，和傳統中的“行善”概念，沒有太大差別。“雷鋒精神不過時”的條件，固然與官方倡導有關，但主要原因在於，雷鋒在大眾心中是個“好人”的形象，其“利他”的精神與理念，涉及到人們“處世為人”層面的基本認知。故而，許多傾心於做好事的人，對有沒有官員的“垂范”並不在意。

　　民間雷鋒的“精神內涵”中，“利他”或“與人為善”核心價值從未更變，雷鋒品牌才得以常新而持久。

　　假設學雷鋒的組織者都是“現成雷鋒”，具備領導學雷鋒活動的天然資格，這不是不可以。但是我覺得，官員學雷鋒，採用最低標準才可能具有可行性。

　　雷鋒捨不得買汽水喝，攢下幾塊錢用來幫助生活困苦的群眾，打一個不恰當的比方，而今的官員，要是不用公款大吃大喝，給納稅人省點錢，我看，這也算學雷鋒。要是和世界各國一樣，不把參加酒宴當成無可替代的公務活動，那就更好了。

　　我這麼説並不誇張，汶川地震那麼大的災難，接受了約201億元國內外捐款，這數額已經很多了，而公款吃喝每年要耗費約3000億元，這還是多年前的數字。

　　“雷鋒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車”，雷鋒能這樣，因為雷鋒不光有精神，還因為他身處群眾之中。官員無需躋身於公共交通體系，在諸多生活領域實際存在這樣那樣的特供，和大眾根本不屬於同類人，如何才有可能和正常人一樣考慮問題呢，這本身就是個問題，就算本來有好心，可能有時也難以做到“想群眾所想、急群眾所急”。

　　不為惡，不貪腐，不堅持特權，官員為個人積德、為社會大眾造福，我以為這就是學雷鋒，官員採納低標準學雷鋒，在諸多“小事”上試試，是可行的。

　　另外，當好人，大家對此要求都沒有意見。“好的制度能讓壞人變好，壞的制度能讓好人變壞”，這話是鄧小平説的，“好制度”與道德典型的感召作用不是一回事，但對官員來講，恐怕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