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圖書館，是現代文明的産物。梁啟超在海外流亡時，見歐洲公共圖書館遍及社區，曾大為感慨，認為這是東西方文明大分流的重要原因。

　　其實，古代中國社會也很重視文教，但始終沒能誕生出“公共”空間，皇家管不到的地方，都屬私民所有，誰先搶到就是誰的，公共事務缺乏管理。

　　比如前門大街，設計寬度是現在的一倍，可遊商長期佔道經營，到後來甚至蓋上房子。老北京下水靠溝渠，設置了專門的管理部門，可長期無人疏浚，到清末，遊民甚至填溝蓋房，溝渠遂成死水，變成傳播疾病的源頭。

　　像這樣的案例，比比皆是。葛兆光先生曾説，對比龐貝城的規劃，中國傳統城市對公共空間重視明顯不夠。龐貝城因火山噴發被掩埋，較好地保留了城市的本來風貌，公共浴池、廣場、公共活動中心等秩序井然。

　　傳統中國城市不僅沒有公共圖書館，也沒有公園、公共遊樂場等，即使是城市廣場，也多是展示型的，並非完全的公共設施。

　　清末屢戰屢敗，自強成為焦點話題，公共圖書館被當成救亡圖存的工具，涌現出來，但最早的公共圖書館在哪，説法甚多。

　　一説是京師圖書館，1908年，張之洞將一部分個人藏書放在廣化寺內，次年奏設建館，得到批准，由繆荃孫主持，這是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前身，之所以建在廣化寺，因為這是溥儀的家廟。民國建立後，蔡元培任教育總長，將京師圖書館看成重點工程，1912年5月任江瀚為館長，同年8月27日開館。

　　二説是湖南圖書館，建於1904年春，由長沙知識界、實業界的著名人士梁煥奎、陳保彝等人首倡，經趙爾巽批准建成。湖南能開風氣之先，因其當年巡撫陳寶箴是維新派的骨幹，趁清政府中央權力放鬆之際，大力推行新政，加上湖南面向開放的廣東省，背靠封閉的內地，反差強烈，湘軍解甲歸田後，民風亦為之改變，值得一提的是，陳寶箴是著名學者陳寅恪的祖父。

　　三説是韋棣華在武昌開辦的“文華公書林”，1909年5月16日正式面向公眾，強調“公共、開放、公享”，韋棣華是美國人，1899年來到中國後，在教會創辦的文華學院擔任英語教師，同時兼管圖書館工作，“文華公書林”是“庚子賠款”返還項目之一，韋棣華終生未婚，不僅幫助中國建立了多個現代圖書館，還開辦了圖書館專業，為中國圖書館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

　　三種説法各有道理，不過在此之前，老北京已有類似公共圖書館的機構，1895年，康有為、梁啟超在北京辦了“強學會”，有“書藏”部門，供大眾閱讀，雖維持時間不長，影響不大，但已體現出強烈的公共意識。

　　本文資料主要引自《北京志 圖書館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