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朋樂

　　我沒見過鄭君裏先生，但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高山仰止”。我欽佩他，敬重他，因為他的每一部作品，無論是《一江春水向東流》《烏鴉與麻雀》，還是 《林則徐》《聶耳》《枯木逢春》，都曾經打動、震撼過我，為我的青春烙下深深的印記，也在我的記憶中留下久久不變的美好回味。

　　1980年，我進入上影后，開始“走近”君裏先生。我驚奇地發現，在我接觸的幾乎所有的電影史記載和文獻資料中都濃彩重墨地敘述和描繪著他。他的同仁、合作者，那些我尊崇的長者，也經常將他作為回憶的重點和交談的焦點，他們的評析、羨嘆和讚美，連同那些細枝末節的小鏡頭，使君裏先生的形象越來越清晰，越來越豐滿，我心中矗立起一位天資聰穎、刻苦好學、勤奮執著、虔誠治藝、嚴謹創作、正直為人的全才電影藝術家。對他的欽羨和景仰越加濃厚，越加深厚。

　　真正認識君裏先生，是去年年底舉行的紀念他百年誕辰的慶典。我不僅再一次聆聽了史學家對他的歷史地位和卓越貢獻所做出的評析和論定，他的朋友、合作者有關他藝德、人品的深情回憶，還從他兒子的真摯細膩的言語中捕捉到這位一生鍾愛電影藝術、一生只愛一個女人的偉大藝術家的情懷，遭遇的摧殘、蒙受的冤屈，更讓我感受到他的執著、堅強和博大。尤其是觀摩了那部他導演的，曾經被批判、至今仍深鎖在片庫裏的《我們夫婦之間》後，我異常的興奮。我領略了他的才華，觸摸到他對新生活、新社會充滿深情厚愛的脈律；更為這部影片所遭受的磨難而忿忿不平。

　　縱觀君裏先生的一生，難能可貴的是君裏先生靠自學成才的精神。他以自己的人生經歷，清晰地詮釋了天才出於勤奮，理想重在追求的道理。他，從一個擺西瓜攤謀生的貧寒家庭走出來的窮孩子，“人窮志不短”，靠著自強不息、孜孜不倦的奮鬥和拼搏，不僅走上舞臺，踏入銀幕，成為炙手可熱的明星，而且在名利光環的簇擁中，他能急流勇退，抽身而出，勇敢地坐到導演的位置上。在電影圈，“演而優則導”並不少見，但像他那樣“揮斥方遒”，捧出那麼多經典名作的華麗轉身，在中國電影史上堪稱獨樹一幟。從演戲到導戲，他不僅以藝術功底豐厚著稱，還以理論素養深邃見長。他自學並精通一門外語，在近三十年的藝術生涯中，先後出版了專著《演員的自我修養》《角色的誕生》和《世界電影藝術史》，成為將斯坦尼斯拉伕斯基理論引入中國的第一人。即便在“導演隊伍急遽膨脹，學士碩士數不勝數”的今天，有多少導演精通外語？又有多少人能寫出如此分量的專著？因此稱他為最有理論功底的導演，尊他為中國電影界的全才，名副其實。

　　令人悲憤和遺憾的是，這麼一位難得的電影全才，在十年浩劫中慘遭厄運。那位“文革”旗手──他熟識的三十年代的女明星，給了他非人的折磨和迫害，導致病魔殘忍地為他的生命畫上了句號。那年，他才58歲。

　　我常想，如果他多活三十年、四十年，會是什麼樣呢？毫無疑問，中國的電影畫廊中一定會有更多的經典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