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汗灑一畝田，年賺七塊五。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對記者表示，根據湖南省統計，2010年農民每畝水稻純收益是186.2元，其中包括104.1元的國家糧食直補，實際純收益只有82.1元。2011年，由於生産成本上升了121.6元，農民純收益僅有116.6元，除去109.1元的國家補貼，農民純收益只有7.5元。

　　收穫了上千斤的稻穀，擰幹了卻只有7塊5的收成，即使多收了三五斗也於事無補。一方面是糧食畝産越來越高，一方面卻是種糧虧本農民惜售。當袁隆平發出 “農民可憐呀”，一聲嘆息的背後讓人聽出難言的悲愴。這首讓人感懷的《春天裏》告訴我們，糧食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技術問題。即使糧食“豐産”年年放科技衛星，但是農民的“豐收”問題不解決，農民照樣望糧興嘆。

　　因此，當袁隆平提議政府要高價收購平價出售，通過購銷“技術手段”的改進解決農民增收問題，其實也只是解決地表問題，也是無奈之舉。本來中國的糧食調控政策被認為就是一個CPI和農民利益妥協的産物。調查顯示，對農民而言糧價不是偏高而是偏低；對城鎮低收入群體而言，糧價不是偏低而是偏高。一方面要讓農民增收，但是又不能對市民米袋子造成衝擊，其實很難兩全。也就是説，現有的糧食調控體系成功地解決了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但這是有代價的。

　　這個代價就是種糧與市場的脫節和農業與資本的脫節。不僅種糧農民沒油水，參與糧食購銷的糧商也是久旱無甘霖。與糧庫“坐堂經營”相比，私營糧商跑鄉串戶、高價收購更受農戶歡迎。但是糧商既沒有各項財政補貼，也很難享受農發行優惠貸款，並不是一個平等的市場主體。因此“7塊5困局”既有國家托市價格不高的原因，也有流通市場不活躍，缺少競爭主體的因素。另外，這些年中央對農業與資本的接軌始終留有謹慎。因為早幾年，有很多城市工商企業下鄉，結果卻鑽了政策的空子“種房子”、“種高爾夫球場”，極少願意種糧食。正如學者黨國英所説，目前形勢下，最怕地方政府浪漫。因為地方政府初衷是“送戲下鄉”，結果成了“放虎歸山”。

　　我想這就是袁隆平最後提出“國家要對糧價政策做出根本性改革”的原因。面對複雜的增收困局，既不可浪漫，也不可誤了農時。留住“麥田守望者”，統籌城鄉、統籌收入和分配方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