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提交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的多份提案都涉及減稅問題，呼籲政府“多予少取”。全國政協委員李劍閣的提案《減稅是體制改革、結構轉型和廉政建設的當務之急》中稱，自2003年，我國財政稅收年增長速度始終高於GDP增長率10至20個百分點，減稅應成為下一步改革的重點。

　　眾所週知，稅收不是越多越好。經濟學裏有個“拉弗曲線”，説明稅率超過某一臨界點之後，就會遭遇稅基急速收縮，社會經營成本劇漲，投資減少，反而帶來政府稅收下降。財稅政策是調節社會投資和刺激經濟的慣用杠桿。在判斷是否處於“拉弗曲線”臨界點時，其中一個指標就是看稅收佔GDP的比重。在我國，廣義的稅收包括了預算內的財稅收入，也包括由行政收費等組成的大量預算外收入。目前光是預算內收入就佔了GDP的20%以上，稅負率之高已經顯而易見，這不僅威脅了經濟可持續性增長，也降低了社會幸福感。

　　增收固然是經濟上揚的結果，但超常規的、非同步的增長，就涉及相當嚴重的問題，這種問題嚴重性無異於“政府的掠奪”。只要預算法不對“超收”進行干預，而是任由地方政府自由支配“超收”，那麼，相當於給地方政府一種“掠奪社會財富”的默許或激勵，地方政府就會想方設法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為了遏制政府的“掠奪社會財富”動機，預算法應賦予地方人大等機構以監督和質詢並問責的權力。假如在監督預算執行情況時發現稅收增幅大幅超過了預算，除非有合理的解釋，如物價上漲使資源性收入大幅增加等，否則應視為是預算的失措，必須有人為這不科學的預算承擔責任。

　　政府“錢多”而預算控制“不多”，必然使“再分配”環節上增加額外成本，助長權力尋租以及政府對“上大項目”的偏好，從而降低再分配效率，老百姓並沒有真正受惠于經濟的增長和政府財政的大幅增加。目前居民消費支出佔GDP的比例逐年下降，就是一個警示信號。

　　依筆者之見，目前既要有一個“普惠性”的減稅、減費及分配國企全民股東紅利的宏觀安排，還要出臺一個稅費合併的統一法律，或出臺《收費法》，也要出臺針對國企利潤管理的法律，從法治角度先來理順稅費和國家資産性或資本收益，先理清政府究竟收了多少錢。除此之外，還要有一個結構性減稅的細微安排，如維持或增加財産稅率和稅源，減少經營稅和流轉稅稅率，同時提高壟斷性經營國企的利潤上繳比例。而在財稅支出監督上，預算法應對超過規定增幅部分的財政收入，直接劃入全民賬戶或作為退稅的基金池，不能交給地方政府支配，從而直接杜絕地方政府無節制“超收”的貪慾。（作者為西南政法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