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管理體系值得依靠、管理者值得信任，公眾才能形成安全的心理預期。從這種意義上説，提高公眾安全感不僅對維護社會秩序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時也是對政府部門從對上負責轉向對民眾負責、著力提升民生質量的現實期待。

　　■ 趙志疆

　　２０１２年全國“兩會”即將召開之際，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齊聚北京，共同把脈“安全”這份沉甸甸的百姓期盼。全國人大代表韓德雲提出，影響人們安全感的因素很多，關鍵就是“我們的社會體系可不可以依靠，社會管理者能不能被信任”。

　　地溝油、瘦肉精、動車事故、校車事故、空氣污染、個人信息洩露……過去一年，各個領域頻頻響起的“安全警報”，成為百姓關注的焦點，與之對應的則是公眾日漸脆弱的安全感。公開數據顯示，國內居民儲蓄近年逐年遞增，２０１０年就超過３０萬億，老百姓“有錢不敢花”，正是因為對未來缺少安全感，因此寄望于積攢儲蓄應對風險。

　　安全感流失有多重原因，其中，轉型期影響就是客觀存在的時代因素。隨著經濟社會高速發展，我國已從物資相對匱乏步入産品較為豐富的時代。與此同時，公眾權利意識不斷覺醒，相較以往，他們更加看重自己對社會事物的真實感知。兩相疊加，公眾自然會對産品質量乃至公共服務提出更高的要求──也許很多人無限緬懷的美好回憶並非想象的那麼完美，只不過身處物資匱乏的年代，權利意識薄弱的公眾委實不敢要求更多。

　　如果説這種客觀存在的“轉型期陣痛”尚且情有可原，某些政府機構消極應對的態度，則加劇了公眾的不安全感。同樣身處轉型期，某些地方政府為了發展地方經濟或者追逐領導者“政績”，逐漸背離了社會公共利益至上的原則，在資本爭奪戰中，資源環境、公共安全等內容往往率先成為交易砝碼，“污染下鄉”、制假售假保護傘等由此産生。惟ＧＤＰ是舉的利益驅動，缺位的監管與並不完善的制度，不僅帶來了嚴重的公共安全隱患，而且重創了政府機構公信力，由此使公眾安全感快速流失。

　　安全危機的背後則是更為嚴重的信任危機。企業家血管裏流淌著道德血液固然重要，但比企業生産者自律更重要的是，政府部門首先應以完善的制度、科學的管理重塑自身公信力。所謂安全感，更多的是公眾的一種心理感受，這種安全的預期首先來源於信任，只有管理體系值得依靠、管理者值得信任，公眾才能形成安全的心理預期。從這種意義上説，提高公眾安全感不僅對維護社會秩序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時也是對政府部門從對上負責轉向對民眾負責、著力提升民生質量的現實期待。

　　為了重塑公共安全感，各級政府付出了很多努力，例如打擊食品安全犯罪、整治環境污染、推動醫保、完善社保體系等。與此同時，政府部門在社會管理上更應做到防微杜漸，而不止于亡羊補牢。身處轉型期，政府部門理應先行轉變管理思路和方法，以健全的制度和有效的監督防患于未然。只有這樣，才能使公眾看見清晰的美好未來，而不是因為經濟社會轉型陷入迷茫和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