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湘潭市政府在《湘潭日報》以及湘潭門戶網站上公佈了36個市直部門共508名領導幹部聯絡方式，但短短半天后，網站竟迅速刪除了相關信息，引發社會質疑。湘潭市政府部門的有關知情人士向民眾解釋道：“有領導説在報紙上公開就行，網上就不要搞了，怕外地不相干的人看到了，亂打幹部們的電話。”（3月1日《法制日報》）

　　如今，地方政府公開領導幹部的電話不再是新鮮現象，公眾的心理從激動到坦然視之。如果説，幾年前，仇和就任昆明市委書記時因為在當地報紙上公佈了從市委書記、市長到5區、1市、8縣及市直各部門黨政領導班子成員的聯絡電話，一時導致“昆明紙貴”，背後是民眾強烈的知情渴望。那麼歷經年月，伴隨著社會信息公開的整體性推進，公眾已經越來越認可了這樣的常識：公佈領導電話是一種積極的官民互動。正因為如此，湘潭市的“靜悄悄地撤下”就愈加令人不解，與意氣難平。

　　一場本意為展現政府透明度的電話公開行動，為何最終“猶抱琵琶半遮面”？表面上是當地政府“準備不足”。我並不否定，湘潭公佈本地幹部電話的舉動是有著發軔善意的，但它多半是當作一起權力的自律舉動來對待的：看，權力者是可親近的。只是公開行動的當事者可能也未曾預料到：在一個經由網絡擴張了公眾知情渠道的年代裏，公開會帶來如此多的電話甚至是“難以解決的問題”。如此之下，自然會撤下相關的網絡信息，因為它正如“有關知情人士”所説：“亂打電話，太麻煩了。”

　　一話太麻煩了，太令人莫名驚詫，但在一個不制衡的對話機制下，它又是“順理成章”的。從本質上説，地方政府公佈領導電話，是試圖建立一種對話機制，給予公眾無障礙的溝通想象。但，置於現實中，基於行政環節的繁瑣，以及層級式辦事程序的割裂，官民之間的對話並不那麼容易，某些棘手的民生問題也難以短時間內解決。公開領導電話的積極意義只在於，它構建起了官民“平等對話”的基礎和條件，助推“人治”下的難題解決。不過，這種“主動”公開也有著致命的缺陷：因為是主動的，所以難免是單向度的。

　　單向度即意味著其是繞開監督權的。換而言之，政府部門主動式的電話公開沒有任何外在壓力，是完全受支配于行政自覺。

　　本來，公開不是施捨，政府和民眾之間本應達到有效的溝通和互動，這是民主政治的應有之義。它須依仗于更均衡與有壓力的對話機制來實現。

　　王聃 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