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五星級酒店裏的一位洗碗女工,因為將客人吃剩的一些廢棄食物帶回家給兒子吃,被以盜竊酒店財物為由開除。(2月29日《山東商報》)

　　她落在了“冉阿讓陷阱”裏。

　　冉阿讓是名著《悲慘世界》裏的主人公,迫於生存,他偷了一塊麵包,被判入獄,19年後才獲得自由。雖然他的入獄並非單純因為偷麵包。可在法律角度,對於冉阿讓的處罰都有道理,甚至還比較公平。

　　而眾所週知,在遠遠比法律框架更寬廣的社會範圍裏,冉阿讓被不公平對待了。如果社會的分配結構合理,如果冉阿讓能夠分享到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在他失業的時候能夠獲得底線性質的救助,他很可能就不會去偷麵包,則後續之種種事就很可能全部不會發生了。所以,作家雨果並沒有過多地指責法律本身,而只是悲哀地説:“在我們的文明裏,有許多令人寒心的時刻,那就是刑法令人陷入絕境的時刻。”《悲慘世界》之所以悲慘,並不在於法律如何嚴厲,而在於嚴厲的同時,整個社會沒有保障公民免於饑餓、免於寒冷的基本權利。

　　在洗碗女工問題上,不能回避她月收入不到1500元,且“很少休息,也沒有加班費。”那麼,首先應追問:酒店有沒有違法用工？給洗碗工的單位時間段內的勞動報酬是否低於最低工資標準？是否逼迫員工超時加班、無償加班？在此以外，酒店在法律範圍內的具體管理措施不受外力干預。不允許廢棄食物被員工帶回家去，在道德上容得商榷，在管理上，卻實在為必然。

　　無論酒店方面是否違法用工，還必須進一步追問：改革開放已經30多年了，社會財富已相當豐富，制度保障的標準是否已足夠高，保證了所有人能分享到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便是如這位洗碗工一般的弱勢勞動者，她辛苦工作的勞動報酬應該能夠維持她以及家人的與社會經濟發展相匹配的生活水準，並在極端困難之時能夠獲得救助。

　　“冉阿讓陷阱”裏，在具體食物之爭環節，酒店與洗碗工都沒有錯，我只能這樣説。除非是整個社會從“冉阿讓陷阱”中掙脫出來，本件事，根本無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