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

　　作者：黃道炫

　　定價：49元

　　出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中國傳統社會宗族勢力發達，中央蘇區所在的贛南、閩西地區，以宗族佔有形式出現的公田佔據很大比例，在較為偏僻地區，由於宗族勢力強盛，公田比例更高。

　　以福建而言，福建全省公田佔比達29.36%，贛南公田比例通常也達到百分之二三十，瑞金6個區土改前公田佔耕地比為33.6%。

　　集中管理的公田中，正常情況下，有著為全體參與者認可的制度和規範，收入大多用於祭祀、救助、辦義校、吃喝等。應該説，作為一种家族性或公益性的田地佔有形式，公田在維繫農村社會各階層間的紐帶關係、緩和社會衝突上確實發揮著一定的作用。

　　公田問題也很突出，一是公田管理存在許多漏洞，一些管理者倚仗職權，上下其手，巧取豪奪；二是由於公田屬於集體利益，管理往往相對較松，管理者或族人常趁機在其中渾水摸魚。

　　對於公田，過去一般都將之歸結為宗法制度在經濟上的表現，是地主豪紳變相佔有土地的方式，因此，從1920年代到1950年代，統計經常把公田簡單歸入地主、富農佔地中。

　　其實，毛澤東的《尋烏調查》中，對公田做過一番認真的梳理，在調查中，毛澤東將公田分成三種：一是祖宗田，二是神道田，三是教育、社會公益性質的公田。此外，“公益性質的橋會、路會、糧會的土地，數亦不少”。

　　在中央蘇區這樣公田發達而地主佔地並不集中地區，平分公田讓農民受惠的程度並不比沒收地主土地少，這是中共革命可以信手拈來的絕妙棋子。正由於此，當毛澤東正在為規劃農村土地分配方案殫精竭慮時，卻不遺餘力地對公田制度詳加剖析，和公田由集體佔有化為個體佔有所可能帶來的革命促進潛力，大有關聯。

　　和發達的公田制度相對應，中央蘇區聚族而居特徵非常濃厚。山高谷深使這裡的宗族制度得到充分的發育，同時也形成相對閉塞的環境。在一種低水平的生存狀態下，贛南、閩西地區農民維持基本生存尚不困難。

　　單就正稅，閩贛兩省農民負擔不能算高，但各種捐稅、附費、攤派、徵借，普遍達到正稅標準，以正附及各種捐納、徵借相加，1930年代前後，贛南、閩西地區人民人均負擔約在2元左右。將各種負擔統統算入，當時農民的負擔尚不一定是畸重。由於賦稅徵收中間環節過多，調查數據不確切，負擔不公平現象所在多有。

　　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下，贛南、閩西農民雖然不一定對本身的生活狀態有太多認識，中國農民自得其樂的心態在此常常可以見到，在中國整體貧困的背景下，這裡的農民和其他地區一樣，承受著沉重的生活壓力。不過，這卻並不足以説明為什麼恰恰會在贛南、閩西這塊土地上形成革命中心。因為維持基本生存並不比其他地區困難。（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