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記者高健）昨天，在北京最遠的派出法庭──清河法庭，公開開庭審理一起假釋案件。這是最高人民法院出臺《關於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後，本市法院首次開庭審理假釋案件。

　　這是一場特殊的庭審：法庭上除了法官、檢察員和罪犯外，還有“提請機關代表”、“監督保證人”等出庭。

　　上午10時，庭審正式開始。剃著平頭、身穿灰色號服的王某被兩名法警帶進法庭。前進監獄作為提請假釋機關宣讀了假釋建議書，認為王某在認罪服法、遵守監規、參加學習、參加勞動等方面表現突出，考核從未出現違紀違規行為，多次獲得減刑，而且連續兩年被評為改造積極分子，還在監獄內擔任班長、從事質量監督工作，近兩年來的累積改造考核分數較高，建議法院給予假釋。王某的管教馬警官作為證人證實了上述情況。

　　“我今年41歲了，坐牢12年。在監獄裏，我選修了法律專業，這十多年我覺得過得很充實，真正改造了自己。”談起以往，王某頗有感慨。

　　監獄代表要求王某簡述一下當時的犯罪經過。“1998年，我騎摩托車和被害人的農用車相撞，我倆打了起來。我幾拳把他打倒在地，被害人腦袋磕在地上，就這樣死了。”聽完王某的陳述，監獄代表認為，王某屬於激情犯罪，主觀惡意小，出獄後不會産生社會危害。

　　“檢察院不同意假釋申請。”檢察員直接提出觀點。他拿出一份庭前的詢問筆錄，告訴法庭，王某當初被判賠償被害人親屬4.8萬元，除了當時賠償的2萬元之外，入獄至今，王某再沒有賠償過一分錢，而且沒有通過任何方式向被害人道歉，足以證明王某並沒有認識到自己罪行造成的惡劣後果。“在監獄裏的表現是一方面，但罪犯之所以入獄是危害了其他人，如果不能撫慰被害人的精神、賠償經濟損失，檢察院認為，罪犯並沒有悔罪誠意。”

　　“我不是不賠，是家庭環境不好。”王某辯解道。他的妻子作為監督保證人詳細説明了情況：事發後，自己一人以每月幾百元的收入拉扯孩子，沒有能力進行賠償，而且曾託人向被害人道歉，但是被害人表示不接受。“你有相關證據嗎？”法官問道。“沒有。”

　　檢察員又拿出一份證據──改造積分考核表。他指著其中一頁説道：“此前，罪犯積分一夠就申請減刑，而且每次都成功，從2009年開始，他不再申請減刑，而是積攢積分，準備申請假釋。去年，條件滿足後，罪犯申請假釋，此後的積分全部為0，和之前每月4、5分的表現相差甚遠，可以認為，罪犯的表現是一種功利性的改造，完全以出獄為目的，不是真正的認罪伏法。”

　　對此，監獄方的意見是，王某調動了勞動崗位，所以積分有了較大波動，不能由此説明王某不認真學習和勞動了。

　　經過一番辯論，法庭宣佈休庭，擇日作出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