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瑜

　　“你能先給我介紹一下你的家庭成員組成情況嗎?”

　　“你是誰啊?”

　　“我是記者。”

　　“叫什麼?”

　　“我叫丁瑜。”

　　“河南電視臺丁瑜?”

　　這是河南電視臺法制頻道製片人、主持人丁瑜在2008年對河南省三門峽市因殺害自己的母親而以故意殺人罪被判處死刑的同性戀犯人包榮亭做採訪時的開場白。

　　“你覺得跟我説話彆扭嗎?”包榮亭問道。

　　面對包榮亭，從未接觸過同性戀的丁瑜其實感到非常彆扭，但為了拉近與採訪對象的距離感，讓包榮亭更好地敞開心扉，丁瑜違心地説：“不……不彆扭啊。”

　　“我現在問你，直到現在，直到今天，你後悔殺死你媽媽嗎?”

　　“我不後悔，她70歲了，她如果是十歲，我殺死她，可能來這兒的第三天，我就被槍斃了，你説呢?”

　　“70歲的人就該死嗎?”

　　在過去的五年中，丁瑜已面對面採訪過兩百多名死刑犯，她深知，在採訪的時候，一定要掌握好自己的情緒，即使面對的是罪行滔天、惡貫滿盈的罪犯，也不要對他們進行言語上的攻擊。但這次，她的聲音因為震驚、氣憤而不可控制地拔高了。

　　2008年，丁瑜在河南省焦作市採訪因搶劫罪、盜竊罪被判處死刑的犯人劉福全。整個採訪過程中，劉福全都一副嬉皮笑臉、吊兒郎當的模樣。丁瑜説，她所採訪的死囚犯在最後面對法律的制裁和臨刑前都會有或多或少的懺悔，唯獨劉福全在整個採訪中，在不斷地挑戰她的心理極限。她面對死刑犯所有的惋惜和感嘆，在這個人身上蕩然無存。

　　“到最後，我突然有一種想法，我很直率地説出來，我很慶倖你被抓獲，你在社會上是個渣滓。”

　　“人人都會這樣評價。因為我活著一天，會有更多人受傷害。”

　　這是劉福全對她的回答。

　　臨刑時刻的特殊會見

　　上述丁瑜與死囚犯的生死對話，都被50多歲的澳大利亞著名紀錄片導演羅本紐厄爾(RobinNewell)拍攝在紀錄片《臨刑會見》中。

　　2010年10月，羅本趕赴鄭州，為丁瑜在河南電視臺製片兼主持的節目《臨刑會見》拍攝一部紀錄片，名為《DeadMenTalking》(《臨刑會見》)。在羅本跟蹤拍攝了兩期《臨刑會見》後，於今年3月再次來到鄭州進行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拍攝。紀錄片《臨刑會見》于3月底完成後期製作後，4月底在國外市場發佈。

　　今年10月下旬，《臨刑會見》(國際版)入圍第六屆羅馬電影節。11月中下旬，紀錄片《臨刑會見》作為參展影片出現在第24屆阿姆斯特丹紀錄片電影節上。兩年前描述中國春運的紀錄片《歸途列車》奪得阿姆斯特丹紀錄片電影節大獎後，中國紀錄片越來越引起世界各大影展的興趣和重視。本年度的參展影片中，有兩部中國題材的紀錄片，一部是《活著》，講述汶川大地震後的重生。另一部就是《臨行會見》，講述死囚犯臨刑前的掙扎與懺悔。一生一死，一個從普通民眾生活、一個從死刑制度的角度來訴説中國故事。

　　紀錄片《臨刑會見》大致介紹了中國的死刑制度等相關司法現狀，主要側重於丁瑜團隊的工作流程，其中穿插了大量的丁瑜對死刑犯的訪談，也因而被稱作電視節目《臨刑會見》的國際版。

　　電視節目《臨刑會見》是全國唯一一檔以與死囚犯對話為主題的節目，它誕生於2006年，源自丁瑜在河南電視臺法制頻道的一次采編會上的突發奇想。

　　因為死刑、死囚話題的敏感性，這檔節目剛開始製作時，遇到了很多困難，但丁瑜及其帶領的團隊一路堅持下來，至今，一做就是五年。

　　因為節目不上視頻網站，每期節目只是在每週六晚9時30分，河南電視臺法制頻道與大象網上同步播出。這檔節目在中原大地及全國已經炸開了花，觀眾的反饋無一不感到震撼。

　　丁瑜一直把自己定位為中國法治進程的記錄者和見證者，這次被作為紀錄片的主角拍攝，她感到很榮幸，覺得讓自己能夠看清自己，同時也知道了自己的價值。

　　大陸橋文化傳媒集團海外部負責人斯蒂文賽登貝格説，他們拍攝這部紀錄片的目的，是想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國的死刑制度並不像想象中的野蠻。“你會以為，在中國被判死刑就是立刻抓去處決了。其實在中國所有死刑案都必須經過三級法院的審判和復核，如果高級法院認為這個人不應該判死刑，就算犯人自己不上訴，他們也會主動介入要求下級法院重新考量，充分顯示出對人生命的尊重。加上中國特有的死刑緩期兩年執行，被判死刑的犯人有免死的機會，真正的死刑執行人數已大為降低。”他説，“這部影片已經獲得了我們的預期，看過片子的觀眾，沒有人討論廢除死刑與人權問題，觀眾只覺得很好奇，想知道更多。”

　　當然，面對死刑犯這樣一個特殊的群體，丁瑜與他們的靈魂對決並不是每次都是成功的。紀錄片中就拍攝到了丁瑜這樣一次失敗的採訪經歷。

　　2010年，犯人張廣新因為搶劫罪被判處死刑，丁瑜對他進行了採訪。今年春天，丁瑜在鄭州市看守所見到了張廣新，兩人間的對話就此展開。

　　當言及父母的時候，張廣新哭了，説想念父母。但當問及他的成長經歷時，他的回答要麼是記不清了，要麼是答非所問，一個人自言自語。

　　節目錄製了十分鐘後，丁瑜暗示攝製組暫停，編導給張廣新遞上了一支煙，希望他能平靜下心情。但休息之後，無論丁瑜怎麼啟發，用什麼方式與張廣新交流，他都不能正常表達內心。

　　丁瑜最終決定，放棄這次採訪。

　　“採訪失敗的情況很罕見，如果不能挖掘人物的內心世界，訪談節目就失去了意義。”丁瑜説。

　　也許置於生死之間這個嚴肅、宏大的話題之下，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在法律最嚴厲的懲罰面前，死刑犯罪不可恕;但在他們被結束生命之前，法律又給了這些死囚犯最後的人文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