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度上化解合作建房的法律風險和不確定因素，真正把過去投資投機的資金吸引到參與住房建設的“實體經濟”上來。

　　2004年，年輕的工程師于淩罡首次提出合作建房，這個看起來很“美”的想法卻行之不易。如今，于淩罡的接棒人溫州商人趙智強再度進京，宣佈已看中南四環、南五環兩個地塊並繼續尋找合作者時，人們對合作建房能否成功依然爭論不休。

　　表面上看，合作建房糾結八載有其自身缺陷。作為民間互助的産物，一方面，趙智強在溫州老家運作合作建房時遇到了官司，遭遇了交房的信任危機；另一方面，部分參與者對信託融資方式提出質疑。但從深層次看，合作建房之所以“只開花不結果”，是因為這個新生嬰兒一齣生就沒有“準生證”，從而造成了合作者對諸如土地拍賣、資金安全、産權等“合法性”的擔憂。加上近年來房地産調控政策的不斷演變，使得合作建房在政策設計者面前同樣如履薄冰，難以突破。

　　可見，合作建房糾結八載無法成行，暴露出住房制度存在的缺陷。當下，我國住房建設資金來源緊張,無論是政府建設保障房，還是開發商投資項目，都陷入比往年更加窘迫的資金困境。在這樣極度需要社會多元資金和民間建房模式參與的背景下，打開融資渠道這扇大門顯然不能只依賴銀行貸款，不能只依賴杯水車薪的住房公積金，不能只提倡國有大型企業的自建模式，特別是在房地産信託投資基金長期“缺席”下，主管部門能不能修改“集資合作建房違規”這一條款？畢竟這關係到缺少資金的住宅産業能不能注入更多的新鮮血液。

　　這就需要有改革住房制度的膽魄與勇氣，打破房地産壟斷開發，允許民間資金集資建房，在土地拍賣、建築設計、産權認定、交房監督方面給予政策支持，從制度上化解合作建房的法律風險和不確定因素，真正把過去投資投機的資金吸引到參與住房建設的“實體經濟”上來，把更多“溫州炒房團”變成“溫州建房團”，通過政策引導讓民間合作建房沿著規範化、專業化方向健康發展，從而在促進房地産開發主體多元化的前提下，促使房價回歸合理。

　　能不能允許合作建房等多元化建設模式的存在，關係到創新住房金融，關係到普通住房消費能否有更多投融資渠道，關係到能不能把那些過度的投機資金引導到成本低、小戶型住宅建設的“蓄水池”上來，關係到能不能在公租房之外，擴大城市住房供應的途徑。

　　今天，合作建房的發起人于淩罡已經從年輕的小夥步入到中年，而那些過去幾年翹首等待交房的“北漂們”也已從70後變成了80後甚至90後。在這樣的年復一年中，住房公共政策能不能涉過“深水區”，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