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四倍

　　“我的職務是市紀委書記，為了便於全市人民實行監督，我公開承諾如下：公開手機號碼（13907445155），承諾工作時間保證開機，認真處理每一個來電、來信；公開辦公地點（市委1號辦公樓3022房間）……”而這一承諾的作出者，就是湖南省張家界市委常委、紀委書記汪業元。（《中國青年報》2月27 日）

　　汪業元的承諾書一曬出，當天中午評論和轉發就達到3000多條，評議網友的人數有98萬之多，從中我們不難看出，網友對“官員公開承諾書”的渴盼。但其中也不乏異議，贊成者認為“邁出了官員公開的第一步”，批評者認為“沽名釣譽，為了上位不惜作秀”，以至於他回應到──“我不是官員中的‘異類’”。

　　筆者認為，“一公開就異類”的官場邏輯和慣性思維該改改了。

　　官員用公開電話、信箱這樣的方式拉近了與公眾的距離，是政府和官員謀求公眾信任、支持與合作，為公眾利益服務的表現。同時這也是保證老百姓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的需要，更是政治文明的內在邏輯要求。因此汪業元在微博上公開手機號碼、辦公地點、電子郵箱，這是勇敢的一步，也是符合公眾期待的一步。

　　同時，我們還要剷除培育出“一公開就異類”的慣性思維的土壤。這就需要我們認識到公開的價值所在。信息公開，知情參與，是現代文明社會的基本特徵之一。政府透明與否，是衡量一個社會進步與否的最重要標準之一。透明化是現代政府的基石，而要做到這點，離開了官員的透明化，是難以想象的。

　　而要讓更多的官員主動公開信息，就需要用“無隱私的理念”來支撐。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個人隱私應受法律保護，但當個人私事甚至隱私與最重要的公共利益發生聯絡的時候，個人的私事就已經不是一般意義的私事，而屬於政治的一部分，它應成為新聞報道不可回避的內容。”因此，在不損害官員的人格尊嚴的前提下，基於社會公共利益或公眾知情權的需要，應該讓公眾了解官員的隱私如電話、信箱等。

　　在民主法治社會下，官員更應接受公眾的監督和掣肘，在此語境下，我們期待更多官員主動公開手機號碼、辦公地點、電子郵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