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道我們總是要等到生命成為實驗品，實踐檢驗生命受到傷害時才會警覺麼？還有多少地方，即使在生命一再地接受檢驗受傷之後也不警覺？

　　去年9月始發的上海康橋地區兒童“血鉛超標”事件，昨天終於被當地政府確認是“因環境中鉛含量升高”而引發的。罪魁禍首已查明是當地污染企業，並採取了相應措施。然而我們必須對“血鉛超標”等類似環境污染事件進行追問：難道我們總是要等到生命成為實驗品，實踐檢驗生命受到傷害時才會警覺麼？還有多少地方，即使在生命一再地接受檢驗受傷之後也不警覺？

　　這些年，一些地方某些“不知名的怪病”屢見報端，查實為企業污染環境之後，又無法根治。單就説這血鉛超標，全國知名的又有多少起呢？從陜西鳳翔的800多名、安徽懷寧的100多名、雲南鶴慶的80多名、河南濟源的千余名、四川隆昌的40多名、湖南郴州的40多名“兒童”，到浙江德清的多名兒童及成人，再到山東泰安百餘村民，僅這“血鉛超標”就禍害了多少百姓呢？

　　為什麼一地的事件不能成為另一地的教訓呢？為什麼要等到事件發生、問題嚴重之後才會去試圖改變呢？為什麼不能對一些污染企業進行“壯士斷腕”，而是半遮半掩、修修補補地矇混過關呢？如果這類直接對人民生命造成傷害的事件不能得到根本糾正，還讓民眾怎麼相信政府是在一心為民？

　　固然，當初一些污染企業的引入，只是官員為著自己的政績、為著財政收入、為著GDP好看。那麼，在實踐檢驗它們實實在在的危害性之後，在實際算出那些對環境生態、對人民生命、對自然資源的“帶血”“黑色”損害遠大於收益之後，卻仍然要留著它們，則只能説明一些地方官員的“黨性”“宗旨”僅僅只是挂在了嘴邊。其實質乃是，即使要傷害到民眾利益乃至生命，也要攫取自己和部門的財富。

　　由此，一些地方的招商引資項目，且慢説是為了地方經濟，為了百姓福祉。要真説是為了一方百姓，就得讓百姓來説話，讓百姓的口袋來説話。無利而有害，最終傷害的都是黨和政府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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